蔡澜（1941-2025）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去世，在舆论场上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浪，但这风浪所指向的并不是对他的纪念，而是对他的道德审判。

大部分人对他的了解，就是“美食家”这个身份标签。他所追求的不仅是美食本身，而是把这放大成了一种自由、达观乃至任性的人生态度。在《不如任性过生活》中，他曾自问自答：

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也不复杂。

这确实是一种历来被“文人才子”美化的传统生活态度：在与政治无关的生活领域里，尽可能地追寻现世的福祉与满足，而这首先就落实在对“食色”的基本欲求上。

这恰是对其道德审判的起点。微博上的“尚武菌”给出了盖棺论定：“ 对蔡澜一生的评价基本就是‘吃喝嫖赌’四个字，没别的。”这差不多就是全盘否定了其人，在他看来，“ 蔡算是个人享乐主义的极致，所以私人生活确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蔡澜自称一生有61个情人，这种“风流”如今已不再是“文人佳话”（这词可能都让一些人感到恶心），而被看作“渣男”，是物化女性的罪证；但对他更严重的指控聚焦在“逼良为娼”上，因为他身为三级片《灯草和尚》的出品人，据说对影星陈宝莲的人生悲剧负有责任。

《灯草和尚》的出品人标着“蔡澜”

不乏有人指出，陈宝莲的悲剧与蔡澜并无直接关系，他既没有“逼良为娼”，更不是陈宝莲最终自杀的推手。无论是陈宝莲本人还是他人的记忆，当年都不曾这样指控蔡澜。无论这一辩护是否成立，好处是双方可以在事实细节层面争论。

“水木丁”则说蔡澜当然可以批评，“ 但他活着的时候为啥都不吱声？”她进而质疑：“现在一定要在人刚死这个当口狠批，是因为就这个当口有流量，这是个流量窗口期。这老头儿，你聊早了没流量，但骂晚了，过了这段时间再骂，流量就过去了。”

严格来说，这不算是辩护，因为这没有回应“批评对不对”，甚至不在意批评的内容，却转而质疑批评者的动机，言下之意，“你可以批评，但这时候批评，动机就不良”。

“照相的宋师傅”在一篇《悠悠众口倒蔡澜》中，从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这一波舆论风潮，强调这不过是新时代的批斗：

这些抹黑蔡澜的小作文或许为迎合反转、追求流量，可它们的广泛传播也能佐证蔑视香港文化史、看轻香港文化的心态，在大陆已然不是个别人的心态，而是普遍的社会民意。蔡澜只是死不逢时罢了，换一个其他香港文人，只怕同样如此。

这一视角看到了当下的这一波风潮，并不仅仅是对蔡澜本人的道德审判，而是时代变动的征兆，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征兆，不同人的观点也不一致。

在“大生刘蟾”看来，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混淆了“个人的自由生活”和“争取自由权利”这两者的界限，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不要“ 把蔡澜变成‘追求自由’的楷模，从而暗戳戳的、去消解‘争取自由权利’的现实指向”。

可以说，对蔡澜的审判，其实与蔡澜无关。因为据以审判他的“道德污点”无论是否成立，那些批评者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蔡澜本人，而是把他立为靶子，以此向一种社会风气宣战。

换言之，他们所真正不满的不是蔡澜，而是当下追求个人享乐主义的倾向，并认为这需要为道德危机负责。

这和大陆、香港文化强弱翻转的变动恐怕也未必有多大关系，因为这一保守化的社会反应，是大陆社会这些年来内生的一种动力：越来越多的人挥舞起道德的大旗，反击并重新审视四十多年来的价值观变动。

现在，“自由”和“享乐”都开始带上负面含义，被视为是一种腐化、不负责任、不道德的生活态度。既然如此，那么个人即便不想触及政治，仅仅是满足自我的欲求，也将不再具有正当性。

这原本出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价值基底，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它有着强烈的保守倾向，但至少在某一点上，却和最具批判性的女权主义成了同盟：像蔡澜这种旧派“才子”对女性的态度，已经被这双方共同无法容忍，“风流”只不过是“下流”，是老登过时的做派。

蔡澜当然有可议之处，但真正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一次次发生类似的事，国内的舆论场最终总是难免滑向道德审判？说起来谁都知道人无完人，但每次一有什么事，还是会有无数人360度无死角地盯着受审者的道德瑕疵，到头来，这形成了一套更为严苛的道德标准，又由于它在现实中做不到而鼓励了伪善。

这倒不是说名人就应该享有不受评判的特权，但我注意到的是，国人常常是根据自己的道德观作出直觉式的反应，表现在他们本能地厌恶那些不符合这一道德观的人——哪怕他们自己也做不到。

很少人能拉开一点距离看待公众人物，并接受他们也只是一些有个性、有瑕疵的普通人，太多人相信公众人物就必须是道德楷模，有污点的则根本就不应该容许他们继续留在公众视野里。

这导致国人经常采取一种“一有污点，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当此人从人格上被否定，那么连带其作品也都被跟着全盘否定。乍看起来，这是道德净化的努力，其实却出于一种“污染恐慌”的心理。也就是说，为了维持共同体的道德洁癖，任何污染都必须清理。在现实中，这只能造成一种文化上贫瘠且不断保守化的社会。

成熟的社会心态，应当是将人和作品分开：蔡澜的人品如何，那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评判，但这与他的作品好坏，乃是两回事，更没必要把他说成是“一生吃喝嫖赌”就将他一笔抹杀。实际上，做出这种严苛道德评判的人，往往只是因为没有能力多维度地看待他人，也没有能力欣赏作品，那不过以强硬来掩饰自我的无知。

当下的一大怪象是：一方面，人人都苦于一元价值观的紧身衣，“人生是旷野，不是笔直的轨道”都成了流行语；但另一方面，每次社会道德审判的结果，又规定了仅有一种活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你想旁逸斜出，就难免触碰到红线。

这些，确实与蔡澜无关，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自己，是否真的能容许每个人活出自我，并接纳他人的不同，拥有一个参差多态的多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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