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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就媾和的安全问题僵持不下、而日本又不愿做出明确表态之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从遥远的三八线响起的炮声，使对日媾和问题以及1947年以来一直只是逐步变化的美国远东政策在几天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最关键的一点，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威胁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捕风捉影，而成其为眼前迫在眉睫的事实。

温和派的梦想被粉碎，对华政策的等待观望和犹豫不决均立刻结束，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远东安全问题争论的僵局也立刻打破了。

战争一爆发，国务卿艾奇逊即刻一改对华政策的温和基调，力主采取强硬手段，制止共产主义危险进一步扩散。在艾奇逊的建议下，6月27日，杜鲁门宣布采取四项紧急措施，包括：

杜鲁门还同时表示，“台湾的未来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安排，或联合国的审议”之后再作决定。上述措施，尤其是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决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此前不打算干涉大陆政权。统一台湾的态度，决定要使台湾不落入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控制，这一点，最终满足了军方和共和党人的保台要求。这样，在朝鲜战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内对华温和派与强硬派之争，便以强硬派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

正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也为打破对日媾和安全问题的僵局创造了条件，在东京的杜勒斯得知杜鲁门政府的上述决定时，不禁由衷兴奋。根据与他同行的阿里森的回忆，在离开日本之前，杜勒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和党人”，他欢呼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战争爆发第二天，26日，在盟总的安排下，杜勒斯会见了一批日本领导人。他立刻感受到日本人在对待美军基地问题上态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杜勒斯报告国务院说，日本人已感受到“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威胁”，并因此“比过去更公开承认有必要继续保留在日美军”，而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向他暗示，在安全问题上可望达成满意的安排。

可以想象，在29日杜勒斯离开东京返回华盛顿之际，他对能够打开美国政府内有关对日媾和问题的僵局已是与6月23日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心境。

战争爆发也使得解决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变得相对容易。随着第一支驻日美军部队被派遣到朝鲜战场，加速了美国要求日本建立一支准军事部队以维护国内秩序的需要。由于美军驻扎在日本的四个师最终只有一个师能留驻日本，7月8日，占领日本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致信吉田首相，要求日本政府组建一支7.5万人的国民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现有的保安力量从1万人增加至1.8万人。

麦克阿瑟的指令规定：国民警察预备队是与原有的国家警察和自治体（地方）警察不同的另外一种组织，它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机动力量，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出动。

美国的设计者是将国民警察预备队作为准军事部队来建设，并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新“日本军队的开端”。盟总设立了民事部别室来指导警察预备队的创设。民事部别室由谢菲尔德少将领导，科瓦斯基上校担任参谋长，它后来发展成为“在日军事援助顾问团”。

美国的意图从科瓦斯基所写的关于日本再军备的书里明确地反映了出来。美国为这些日本“警察”装备了美国人的卡宾枪、M-1步枪以及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后来又进一步装备了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60和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大炮和坦克等先进武器。

在其指挥官科瓦斯基上校给训练国民警察预备队的第一位美国官员的指令中，显示了这支队伍具有秘密性与两重性的特点，以及美国从一开始便将其视为事实上的日本军队的企图：

国民警察预备队的组建，成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第一步。

回国后不久，1950年7月19日，杜勒斯向艾奇逊建议，应利用日本人对共产主义威胁“觉悟”之机，尽早推进媾和交涉，艾奇逊同意此意见。

24日，艾奇逊就与五角大楼推进有关对日媾和会谈事宜取得杜鲁门的支持。25日，杜勒斯和国务院东北亚局局长阿里森以麦克阿瑟6·23备忘录为基础，迅速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于27日向艾奇逊提出。8月1日，艾奇逊将它送交给了五角大楼。

在这份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名的备忘录中，杜勒斯综合了麦克阿瑟6·23备忘录的意见，将国务院在安全问题上对军方要求所做的让步明确了。

这些让步包括：

杜勒斯指出，国务院送交国防部的草案已经体现了麦克阿瑟6·23备忘录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即美军以所需兵力、在所希望的地点及必要的期限内在日本驻留的权利。约翰逊表示，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所有的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8月2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务院和杜鲁门总统同时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国防部长约翰逊告诉转达这份文件的杰塞普，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与麦克阿瑟6·23备忘录是一致的，在这份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再反对没有中苏参加的单独媾和，也不再反对推进早日媾和。

但是，却仍然以军事安全需求为由，提出了媾和必须满足的九项条件，这九项条件包括：

国务院作了全面妥协，不仅承诺不待朝鲜军事形势出现有利的解决不缔结和约，也同意了军方所要求的关于与和约同时签订的日美双边安全条约的具体细则、基地使用的具体事项等的处理意见。其后，国务院的阿里森与军方的马格鲁德少将一起，就具体问题再行磋商，9月4日，两人一起拟就国务院和国防部有关对日媾和问题的联合备忘录。

9月7日，艾奇逊和约翰逊将联合备忘录向杜鲁门提出。9月8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和杜鲁门总统批准，形成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NSC60/1。

NSC60/1的主要内容包括：

根据NSC60/1，国务院又拟就了《对日媾和七项原则》，作为与远东委员会各国讨论对日和约草案的基础。

《对日媾和七项原则》包括：

9月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杜勒斯为专门负责对日和约缔结问题的特别顾问。14日，杜鲁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授权国务院开始与远东委员会各国就对日和约继续进行预备性磋商，同时，美国政府也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发布了关于和约内容建议的《对日媾和七项原则》。

15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宣布美国不建议对日本重新武装设置任何限制，并透露美国可能在对日和约谈判中采取与有关政府进行一系列双边谈判的新的程序随着《对日媾和七项原则》的公布，对日媾和问题真正提上了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旋即，杜勒斯开始了与远东委员会各国进行媾和的预备性交涉。

1950年秋天，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杜勒斯利用了这一时机，与各国代表就对日媾和问题进行了交涉，杜勒斯第一个会谈的对象是英国代表丹宁，英国对七项原则本身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最关键的是，英国并不反对日本重新武装，这一点令美国感到鼓舞。但是，英国反对日本重新成为亚洲贸易大国，希望对日本的经济活动进行限制。

与英国的会谈预示了与盟国协商沟通的复杂与艰辛。其他各盟国，除法国与荷兰对七项原则表示普遍赞同外，均对七项原则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

各国的反对主要集中在安全和赔偿问题上。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印度、缅甸等国均强烈反对美国对日本重振军备不设置任何限制。

澳大利亚不仅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之举是针对苏联和中国感到不安，而且担心日本重新武装会导致日本再度侵略澳大利亚，斯彭德表示，除非有协定能够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否则澳大利亚很难接受以七项原则作为对日和约的基础。

新西兰也持同样立场，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提醒杜勒斯，菲律宾能否防止日本再度侵略，完全取决于“美国与其长期友好的愿望”，印度驻美大使、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则表示，印度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印度）普遍认为日本应该非军事化，其安全应该由联合国来保证”。

至于和约后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她说，“他们（美国）将在实际上构成军事占领，并因此而限制了日本对主权的自由行使。”

由于各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心，杜勒斯考虑以国务院过去提出的基于集体安全原则的太平洋协定的方式来解决，并就此与澳、新、菲等国进行了讨论。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缅甸及台湾国民党政权都反对美国取消赔偿。但是，美国并不打算在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杜勒斯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德处理的凡尔赛和会，并对《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教训记忆深刻。

凡尔赛对德处理失败的经验使他明白，赔偿本身不仅会加重日本的经济负担，妨碍美国使日本经济复兴的目标，而且这种负担可能会最终转嫁到美国头上。10月19日，苏联结束了因要求中华民国代表退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而进行的对远东委员会长达9个月的抵制。

10月26日深夜，杜勒斯也向苏联代表马立克正式递交了关于七项原则的备忘录。此后，杜勒斯与马立克就七项原则的问题谈了三次。

在会谈中，马拉克向杜勒斯表明了苏联对七项原则全面反对的基本立场。

其中最主要的，是认为美国为日本重新武装开辟道路，美国打算建立驻日美军基地将使苏联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所包围；同时，美国在对日媾和中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关于领土问题，马立克指出，盟国在1943年开罗宣言时便已经解决了台湾、澎湖、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领土的未来归属问题，美国的新提案缺乏根据；同时，马立克还对琉球群岛的委任统治及安全保障条款等提出了质疑。

但是，杜勒斯并不打算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他明确告诉马立克，即便有远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媾和会议的情况发生，媾和会议也会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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