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八届一中全会如期召开。会议的氛围复杂，既有喜悦也有忧虑。例如，康生由于选票不足，被降职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王稼祥则是全票当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毛主席早已察觉到有人会对会议产生质疑，甚至可能来找他，因此他早早准备好应对措施。果然，不久后，毛主席的房门被敲响，来访的竟不是康生，而是王稼祥，这让毛主席感到意外。

王稼祥进门后，急切地说道：“主席，这次选举让我感到愧疚，身为书记处书记，这是一个重担，我希望党组织能将这个职务交给更为有能力的同志来担任。我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真诚地请求党中央考虑我的辞职。”毛主席听后，不禁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很多同志可能因选举得票少而感到不满，但王稼祥这个全票当选的却来向他辞职，这种情况实在罕见。转念一想，毛主席明白了：王稼祥是个谦逊的革命者，做事从不争抢位置，肯定是出于谦让的心态。

毛主席微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你为什么不能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是你来做了，你为党做出的贡献难道还不够吗？”然而，王稼祥仍坚持推辞，这时毛主席略带霸气地说道：“你有什么别的事情要找我吗？如果没有，那就接受这个任务吧。”看到毛主席那期盼的眼神，王稼祥感到无可奈何，最终只能接受这个重要职务。

康生听闻此事后，不禁感叹：自己选上了却不愿担任，要是能换成自己，那该多好啊！这一幕令现代人也感到吃惊，竟然还有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那么，王稼祥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为何毛主席如此看重他？

答案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王稼祥正在莫斯科留学，他第一次来到苏区，并与毛主席见面。当时的留苏派人士对毛主席的土地革命抱有些许高傲，然而王稼祥却和毛主席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愉快。此后，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苏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由于王稼祥的高位，他亲身经历了毛主席对苏区建设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反围剿战争中，他亲眼目睹了毛主席的战略决断。尤其是在第二次到第四次反围剿中，毛主席的指挥风格令王稼祥深感钦佩，他亲眼见证了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一次次胜利中，王稼祥成为了毛主席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并在一些外来领导批判毛主席军事路线时，坚定地为毛主席辩护。

1932年，王稼祥公开发表言论，强调红军之所以能强大，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密不可分，反对解除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随着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领导策略失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王稼祥更加坚定支持毛主席。在湘江血战后，虽然一度有所犹豫，但他最终彻底站到了毛主席一方，并多次站出来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策略。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冒着受伤的身体，严肃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毫不犹豫地支持毛主席。他还提出，为了避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必须重新调整领导班子，由毛主席领导军事事务。最终，这次会议为毛主席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务，并成立了毛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的指挥小组。

会议之后，王稼祥继续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联通中共与共产国际，肩负着重要责任。通过他的努力，共产国际对中共内部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坚定支持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38年，王稼祥带着这一认知回国，并召开了历史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巩固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贡献了重要力量。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也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抗战即将结束时，王稼祥总结了毛主席自创建红军以来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并于1943年写出了7000字的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刘少奇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王稼祥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毛主席与王稼祥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厚，两人曾共同经历党的艰难时刻，因此毛主席对王稼祥始终非常信任。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毛主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则由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担任。值得注意的是，王稼祥是三位副主席中唯一一个一直陪伴毛主席，常驻延安，协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

到1941年，中央决定由毛主席、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等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其中毛主席、任弼时和王稼祥为必到成员。那时，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承担了政治局的职能，是党的核心决策机构，因此王稼祥在党内地位极为重要。

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1943年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新的中央书记处，王稼祥则与毛主席共同担任宣传委员会的正副书记。虽然他退出了中央书记处，但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王稼祥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王稼祥担任高级学习组副组长，继续支持毛主席的工作。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由于身体原因，王稼祥未能亲自出席，但毛主席仍亲自为他拉选票，让他成为候补中共中央委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王稼祥积极参与东北的工作，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后，王稼祥力荐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并且毫不顾忌个人利益，在1949年10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的身份离开了北京。

直到1951年，在毛主席的力推下，王稼祥才回国。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凭借自己对党和革命的卓越贡献，全票当选为书记处书记，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