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结了三次婚，但如果这让你觉得费曼是个花花公子，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他和第一任妻子阿琳的故事吧。阿琳是人群里发着光的那种漂亮女孩。他们十五岁时就互相认识，恋爱后经历了几年的异地，说好了一毕业就结婚。但就在这时，阿琳查出了肺结核，肺结核很难治，而且会传染，因此可能影响费曼的工作，连费曼的家人都不同意这桩婚事。但费曼还是选择了和阿琳结婚，并且悉心照顾妻子很多年。曼哈顿计划期间，阿琳就住在附近的小镇上疗养，他们时常通信，还一起发明密码文来写信，想办法不让军方审查他们的甜言蜜语。一有空费曼就去看望她，即使交通很不方便。

在原子弹试爆前一个多月，阿琳去世了，费曼这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或许我在自欺欺人，但让我惊讶的是，我没有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该有的那种感觉，我没有高兴，但也没觉得那么难过，这或许是因为，7年来，我已经知道这事儿是免不了的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费曼都没有哭过，直到几个月之后，费曼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一件连衣裙时，他心想：阿琳一定会喜欢的。就在这时，他泪流满面。

后来，费曼给阿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你生病的时候，我知道你担心我们这段关系会失衡，你会变成我的累赘，我会因此慢慢变心。可是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缺什么，我需要的只是你，我爱你，我爱你的全部，哪怕到了今天，你连陪在我身边都做不到了，我依旧很爱你，你虽然死了，却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美好。在这封信的最后，费曼写道：原谅我没寄出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这封信看起来已经非常破旧，因为费曼常常拿出来读。

阿琳的去世，后劲很大，加上原子弹项目结束后的复杂的心情，费曼陷入了抑郁状态，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物理。虽然别人都说：你抑郁的时候都显得比别人中了大奖还要开心。阿琳去世之后，生活得重新开始，费曼去了康奈尔大学工作。《别逗了，费曼先生》这本书里就记录了很多费曼接下来更加热衷给自己找乐子的故事。有一次他在食堂吃饭，看到一个家伙在向空中扔一个盘子，盘子在旋转，盘子边上康奈尔大学的校徽也在旋转，费曼发现徽章比盘子转得快。于是他玩味起这个不起眼的动作，列出了旋转物体的运动方程。他发现这种旋转很像狄拉克方程里的电子的旋转规律，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就好像打开了瓶塞一样。费曼后来因为在量子电动力学领域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自己这么说：这都是跟食堂里这个旋转的盘子一起玩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有两个故事想讲给你。

第一件事就是原子弹的爆炸。除了丧妻之痛，这是费曼抑郁的另一个原因。

作为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成员，费曼原本会是随军投放原子弹的科学家。但是在沙漠里的第一次试爆大获成功，美军决定不用科学家随行了。否则费曼就会出现在那架装载着“小男孩”原子弹前往广岛的飞机上。投放“小男孩”的三天后，“胖子”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费曼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人们兴奋不已，举办了庆祝会，喝得大醉，洛斯阿拉莫斯所发生的一切，和长崎发生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费曼最初是抱着要去保护人类文明的初衷加入的曼哈顿计划，却眼睁睁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成为战争的炮灰，费曼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第二件事发生在《别逗了，费曼先生》出版之后。

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灾难震惊全球。美国政府迅速成立了事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事故的成因，费曼再一次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但他那时其实已经身患癌症，刚刚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他很快感受到了事故调查的重重阻力，这些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情搞复杂。费曼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写了一封信：我已经感觉到有人在作祟，我不会忘记的，我喜欢他们的味道，因为令人兴奋的冒险正要开始。事实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低温导致密封圈失效。但利益相关方互相推卸责任，刻意忽视这基本的事实。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费曼把握住了机会。到他发言的时候，他突然拿出一个装满冰水的烧杯，然后现场做了一个密封圈弹性实验。身患癌症的他，就这么给全世界上了一节生动的物理课，同时也给试图掩盖真相的政客们上了一节政治课，我是说，正直课。政治需要正直。

他似乎也是一如既往地在做一场整蛊来捉弄这些政客，但这一次他的动作不再轻快，而是缓慢又严肃，他没有笑，他老了，累了，沙哑了，他完成了一节完美的公开课，也对沉重的现实，做了疲倦的告别。在事故调查报告的附录里，费曼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项成功的技术来说，现实必须优先于公共关系，因为事情的本质是不能被愚弄的。

《别逗了，费曼先生》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费曼早年的一篇演讲稿，我想他把它放在最后，这里一定有他真正想说的话。这篇文章，通篇都在讲诚实和正直，在讲人品，以及不要把自己和别人当成傻瓜。费曼说：科学的正直品格，是科学思想的原则，是一种彻底的诚实，一种把脊梁骨向后挺得笔直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