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社会之族外群婚遗迹——中国古代性文化探索|上古社会|古代性文化|异辈|族外|群婚遗迹

载《中国文化》2025年春季号

中国上古社会之族外群婚遗迹

——中国古代性文化探索之四

江晓原

提　要：本文主要依据先秦两汉文献，先对历史上的姪娣从嫁制度作了考证和澄清，确定了姪、娣和新妇的关系。接着对兄弟转房和蒸、报、因所指的同辈及异辈收继婚及其演变作了考证。最后指出，上述三种曾经实行过并被视为合法的婚姻制度，都是上古族外群婚的遗迹。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上古曾实行过人类学家所说的族外群婚。

关键词：族外群婚　媵　姪娣从嫁　转房　蒸　报　因

族外群婚，指甲族的一群男子与乙族的一群女子集体相互为婚姻。按照人类学家的意见，该两族的婚姻关系通常是固定的，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关于族外群婚的起源，人类学家并无一致意见。因为这个问题与乱伦禁忌的起源密不可分——族外婚（exogamy）自然排除了亲子、兄妹相婚的可能性，这里只需再一次提请注意：那种认为全人类的婚姻发展都有同一条必由之路的传统想法，已被现代人类学理论所否定。如果不接受普遍的多样性概念，我们在理解古代一些现象时，就难免陷入牵强附会的困境。

族外群婚究竟是婚姻的最初形式，还是从另一种婚姻形式（比如血族群婚）发展而来？对于这类问题，以中国古代的情形言之，目前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

关于中国古代的族外群婚，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对于这一婚姻形态曾经存在，一般也无异议。不过族外群婚的各种遗迹，实际上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多，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性文化。以下就这种遗迹的几个主要方面讨论之，力求澄清误解，加深认识，间亦旁及若干相关问题。

姪娣从嫁与媵的确解

中国古代贵族间实行的婚姻制度，有族外群婚之明显遗迹，基本上已成公论。但其中仍有一些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记载出发，《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

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

此言诸侯娶一国女，另两国亦各送一女同嫁，谓之媵；上述三女又各以一姪一娣从嫁，故曰“一娶九女”。

此处虽已有对姪、娣的定义，但因省略了定语，遂产生疑问：从嫁者中，姪究竟是谁的“兄之子”？娣又是谁之“弟”？一些论著往往回避这一具体问题，或含糊其辞，如《辞海》语词分册释“姪娣”云：“古代诸侯的女儿出嫁，从嫁的本国或同姓国的侄女和妹妹。”这就很容易使人认为姪、娣是出嫁之女的堂妹；再说“妹妹”是待嫁之女的妹妹还是“侄女”的妹妹，释文的解释也是模棱两可的。现在看来，将“姪娣”理解为妻的堂妹，是有问题的。

按今人通常的想法，从嫁之女总该是与新妇同一辈份，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仪礼·丧服》子夏传云：

姪者何也，谓吾姑者吾谓之姪。

此处唐贾公彦疏云：

谓吾姑者吾谓之姪者，名唯对姑生称，若对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

足见在古代，“姪”只是作为姑母的女子对她的“兄之子”的称呼。换言之，那时对男子而言不存在今天的“侄”，而是只有“昆弟之子”。注意此处“兄之子”仅限于女性，《说文》云：“姪，兄之女也。从女，至声。”这个字一直是女旁，“侄”是后来才有的写法，《说文》就未收“侄”字。这正是由于此字本系根据姑母/姪女的关系而定义的，与男子无关。

至此已可完全排除“兄之子”为嫁女诸侯之姪女的可能性，因而可以确定：从嫁之“姪”是新妇本人的姪女（新妇之兄的女儿）。

姪的问题解决之后，娣是新妇本人之女弟还是其姪之女弟，从上引《公羊传》定义中仍未能确定。但可以求助于旁的史料来解决这一问题。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春秋·隐公二年》）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左传·隐公二年》）

这是说纪君遣其卿纪裂繻来迎娶鲁伯姬。五年后《春秋·隐公七年》又载“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叔姬为伯姬之妹，姊妹二人相隔五年而先后归于纪。对此事，何休注《公羊传·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云：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归者，待年父母国也。妇人八岁备数，十五从媵，二十承事君子。

《白虎通·嫁娶》对此有进一步说明：

姪、娣年虽少，犹从适人者，明人君无再娶之义也。还待年父母之国者，未任答君子也。……叔姬归于纪，明待年也。

至此已经足以断定：“娣”就是新妇本人的妹妹，新妇则包括正妻和另两国的媵女。

从已知的有关迹象来看，以娣从嫁之制，要比以姪从嫁之制为早。最先提到“娣”者为《易·归妹》：

初九　归妹从娣。跛能履。征，吉。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其中第二条尤宜注意，对了解以娣从嫁之制颇重要（详下文）。须借为“媭”，即女弟也。是卦所言之事，据认为是殷帝嫁女于周文王。稍后言及娣者为《诗经·大雅·韩奕》：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注意此处娣不止一人。从嫁诸娣皆盛妆而来，“祁祁如云”，看得韩侯眼花缭乱。此处正宜与“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相参照，从嫁诸娣之盛妆，殆近于喧宾夺主了。此处韩侯为西周人。

至《左传》中，娣、姪的记载皆已出现，但显然已较《易》《诗经》中殷、西周之事为晚。李玄伯曾收集《左传》中言及从嫁娣、姪之文凡十处，他本是用以证明春秋时代以娣从嫁之广泛流行，并讨论从嫁姪、娣之人数等。[1]但如将此十项记载按年代排列，则还可大致窥见姪娣从嫁出现的时间信息，兹制表如下：

序号年代（公元前）从嫁者

720

716

666

660

637

620

554

549

542

484

上表中第二项即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事。第五项稍特殊些，系《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秦伯纳女五人”于晋公子重耳事，虽未言娣，但五人既皆为秦伯女，则为娣无疑。如不将此处的“女”理解为“秦伯的女儿”，而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女子，则有难通之处，因为五女中“怀嬴与焉”，即包括怀嬴在内，而怀嬴正是秦伯之女。《左传》既未交代五女身份有何不同，亦未言姪，显然仍以理解为娣为妥，即包括怀嬴在内的五姊妹。

从上表中还能看到，以姪从嫁出现较晚，且不多见。

在族外群婚时代，甲族一群女子同嫁男家，演变到后来，遂有姊妹共夫（sororate，此词据说创自J. G. 弗雷泽）之俗。此俗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流行，且其中亦有幼妹在家待年，长成后再归夫家，乃至以姪从嫁者。[2]中国古代姪娣从嫁之制，正包括姊妹共夫。但此制还有如下一些特点。

姪娣同归男家，如遇离婚，惯例似乎应该一同离异，但这事看来是可以商量的。《左传·文公十二年》记杞桓公朝鲁：

且请绝叔姬而勿绝昏，公许之。杜注云：不绝昏，立其娣以为夫人。

本来叔姬之娣也应一同离婚，但杞君希望保持与鲁国的联姻关系，故特别提出请求，立叔姬的从嫁妹妹为夫人，鲁公也同意了。

又《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卫太叔疾娶于宋子朝，但甚嬖其娣，后来太叔疾离婚另娶，却“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之一宫，如二妻”。

此二事都从侧面表明，离婚时从嫁姪娣应该一起离异。此制看来也起源甚早，现今所见最早言及以娣从嫁的文献《易·归妹》中就已有“反归以娣”之语，应即指离婚时姊妹一同休回娘家。

从嫁之娣与其姊的地位是有明确区分的：姊为正妻，即夫人，娣则类似后世之妾。前引《诗经·大雅·韩奕》言“诸娣从之”，毛传云“诸娣，众妾也”。后世“娣”字因此而仍有“妾”之一义，如姜夔词《满江红·仙姥来时》有“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之句，其下自注云：“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即其明证。

初民姊妹共夫之俗，往往一家众姊妹共归夫家，《诗经·大雅·韩奕》云“诸娣从之”，很可能几个妹妹一起带给韩侯了。但演变到春秋时代，李玄伯考证认为从嫁之娣通常仅限一人了。[3]何以会如此，李无解释，鄙意以为可从政治角度寻求解释：

古代贵族之联姻，大多有政治背景，有时甚至为纯粹之政治婚姻。如完全按古风行事，一家贵族通过嫁女与他族联姻的机会将只有一次，因其诸女将全归一人。这在上古时代原是顺理成章的，因那时往往两个氏族长期通婚，即苏联人类学家倡言之“两合氏族”，不存在嫁女至另外氏族的可能性。但到春秋时代，已是列国并立，纵横捭阖之际，一国联姻对象常有多国，可嫁之女成为政治资源，将从嫁之娣限为一人，则可与更多国实施联姻，这是进一步提高政治资源利用率的合理举措。

由此也可以理解媵。媵者，一国嫁女，另两国亦送女同嫁，媵之女又有自己的姪、娣从嫁。许多人喜言“媵娣制”，甚至将从嫁之娣称为媵，这就混淆了概念。又有习称“媵妾制”者，恐怕也有问题。

二国所媵之女，与她们所从之国的新妇（这场跨国联姻中的女一号）在夫家的身份地位（正妻，即夫人）有何区别，目前并不清楚。从嫁之娣既为妾，则媵女地位似应处于正妻和妾之间，较妾为高，故径视为妾未必妥。一国嫁女，二国往媵，这进一步增加了政治联姻的机会和花样。

送媵之国，通常是同姓之国，但也会有例外，如《左传·成公八年》：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这更是明显的族外群婚遗迹了，因同姓之国，源出同族。不料这位鲁伯姬（嫁宋共公，故又称共姬）非常特殊，引起了各国送媵的热情。她出嫁宋国之后，第二年“晋人来媵”，第三年竟有“齐人来媵”。鲁、卫、晋皆姬姓之国，其祖皆为周王室，媵自合礼，但齐为姜姓，异姓来媵，是否合礼？《春秋公羊传》为此连续三年写了“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的话，到第三年更又加上了这样的话：

三国来媵，非礼也。曷为皆以录伯姬之辞言也？妇人以众多为侈也。

将注意力集中于三国来媵这一点上，却未言异姓可否来媵。不过，结亲的鲁、宋两国似乎都未拒绝齐媵，何休《解诂》说是“伯姬以至贤为三国所争媵”，然而这位鲁伯姬究竟如何“贤”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政治联姻的角度去看，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以姪从嫁，实例较少，猜测实际情形应与以娣从嫁类似（比如很可能与幼妹一样需要待年）。

总的来说，从族外群婚的角度看，姪娣从嫁可以这样理解：国君的政治婚姻，通常事关两国关系，是很严肃的事情，“人君无再娶之义”有助于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持久，是十分必要的。考虑到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都比同龄女性更为持久，所以预先为男方君主准备好了比新妇更年轻的妹妹乃至姪女，意在延长女方家族性资源的有效期。

同辈收继婚：兄弟转房

族外群婚既曾演变为姊妹共夫之俗，那是否有对应的“兄弟共妻”之俗呢？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遗迹，那就是兄弟间的转房。兄弟转房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次出现，具体情形则有多种。

《左传》中至少提到两次：一处为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振万舞以追求文夫人事，[4]试图继娶寡嫂，实施兄弟间的转房，不过因为文夫人不愿意，其事未成。另一次见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先将女儿孔姞嫁给卫太叔疾，后卫太叔疾出奔宋国，卫人立其弟遗，孔文子又让遗娶了孔姞，这次转房成功实施了。

《淮南子·氾论训》至少谈到两次兄弟转房，亦皆为先秦时事：“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高诱注：“孟卯，齐人也，及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战国策》曰芒卯也。”此处“妻其嫂”时其兄是否已死，不得而知。另一例则为兄弟生前就实行的转房：“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高诱注：“苍吾绕，孔子时人，以妻美好推与其兄。”此两例之可信度，可能较《左传》中两事稍弱，但也没有理由断定为无稽之谈，至少高诱还是认真注释的。

中国先秦典籍中最重口味的兄弟转房案例见《孟子·万章上》：谓舜之弟象加害其兄，并欲侵占二嫂——下嫁于舜之帝尧两公主娥皇、女英，象在认为其兄已死后宣称：

干戈，朕；弤，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栖。

象的要求是：干戈、弤、琴都归我，两个嫂嫂伺候我睡觉。这当然就是企图实施兄弟间的转房，不过他最后没有得逞，因为舜并没死。

《楚辞·天问》云“惟澆在户，何求于嫂？……女岐缝裳，而馆同爰止”，是说澆与嫂私通。汉初陈平有“盗嫂”之行，可视为又将古风实行了一次而已。又《史记·荆燕世家》载燕王刘泽之孙刘定国“夺弟妻为姬”，则是强行苍吾绕之事了。

此后两千年间，兄弟转房的实例记载甚多，我们可以转而考察一些近现代实例，以见其俗流传之久。清赵翼《簷曝杂记》卷四记当时西北民俗云：

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过此则不论也。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或轮夕而宿。或白昼有事，辄悬一裙于房门，即知回避。生子则长者与兄，以次及诸弟云。

这不仅是转房而已，而是真的实行兄弟共妻了。不过在讨论这类记载时也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困难：有些民俗的形成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因，比如赵翼说此种风俗是因当地“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所以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类风俗视为上古遗痕，就颇难确定了，但至少能从形式上看到两者的相同之处。又顾颉刚述其亲见之转房习俗云：

我年轻时住在苏州，听说乡间“叔接嫂”的事情很多。到了抗战时期，住在四川，听得川北方面有“大转房”的风俗，假如一家兄弟四人，各有妻室，不幸大嫂子死了，小弟也死，那么大哥和二嫂同居，二哥和三嫂同居，三哥和四弟妇同居，成为完整的三对。[5]

顾颉刚所述习俗，在清代也有记载，如诸晦香《明齐小识》云：

吴西亭言，某同寅作宰云南维西地方，其风俗出情理外。一日有呈词云：某家生子四人，皆已婚娶，不幸某年长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理宜以第四子续配长媳，但年齿相悬，恐枯杨不能生华。特与三党同议，将长子之妻配于二子，二子之妻配于三子，三子之妻配于四子。一转移间，年皆相若，可无旷怨之虞，极为允协，恳求俯准。同寅拍案大怒。

如果从族外群婚遗迹的角度来看，姊妹共夫、兄弟共妻、转房，本应等量齐观，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这种平等难以实现。从娥皇女英姊妹归舜的古老传说，到春秋时代的姪娣从嫁，姊妹共夫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一直不乏美感，而转房之事则自古就受非议：子元之追求寡嫂，其事未成，《左传》未作臧否；而《淮南子》记苍吾绕让妻于兄，已说“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记孟卯妻嫂则谓之“有所短”，但因能立功业，则小节可恕；陈平的情形与孟卯相仿；象则一直是漫画式的恶人。不过其时礼教未严，且去古未远，这些非议并不严厉。到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既不知上古有群婚之俗，脑子里礼教观念又深，对转房等事所持态度遂与早期大不相同。《清代名臣判牍》卷三云：

苏乡旧俗，兄既娶妇，不幸身亡，遗妇与叔成婚，乡人称“叔接嫂”，时有所见，恬不为怪。有乡人谈进德，为子聘王氏女为童养媳，子疫死，其侄慕王氏之色，欲援叔接嫂例，进德许之，但女不从，遂涉讼，久而不决。后臬司朱之榛判曰：叔入嫂户，图成鸳鸯佳偶；伯从姪意，谋遂狗彘淫心。……老人妄许，当赐大板百下；狂儿谋妻，请入黑狱三年。

欲援叔接嫂例，女方不从，判令别嫁是合理的，但谈氏叔侄竟受如此严惩。又前述《明齐小识》中“大转房”呈词，县宰见之也“拍案大怒”，并斥之为畜生。对姊妹共夫和兄弟共妻之厚此薄彼态度，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四中有极典型的论述：

高邮县某村有农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婿请继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执不可。母私问之，女曰：“闺房之内，夫妇之私，天下之至耻，幸无他人得与闻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则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耻也。”父母不能强，乃已。按《明史·列女传》：虞凤娘，义务人，其姊嫁徐明辉而卒，明辉闻凤娘贤，欲聘为继室，女知，泣谓父母曰：“兄弟未尝同妻，即姊妹可知。”父执不听，女自经死。余谓虞凤娘事不足为法，其所言亦于义未精。盖同夫与同妻迥别。妻不可同，非独兄弟为然，即非兄弟，亦无可同妻之理；夫则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传》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之……然则姊妹同夫，古礼固然。使谓姊妹不可同夫，则尧不当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见与虞凤娘正合，古今事故有相类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该农家女子受道学之害已深，竟认为夫妇之私是“天下之至耻”。俞樾说她所执为“一偏之行，非中道也”，但他自己坚信“同夫与同妻迥别”，也同样不能算“中道”。由此又可见彼时人们对上古群婚及其遗迹，虽饱学如俞樾，亦已无所知。

异辈收继婚：蒸、报、因

姪娣从嫁是明显的族外群婚遗迹，这容易理解。而兄弟转房作为一种同辈收继婚，其深层宗旨与姪娣从嫁完全一致，仍是旨在延续两个氏族/家族的联姻关系。从这个角度，也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贵族们的另一种收继婚——异辈收继婚，即蒸、报、因。

所谓“蒸”指儿子收继父亲的妻妾；“报”指侄收继叔伯的妻妾；“因”则指孙辈对祖辈妻妾的收继婚。这三个专名在《左传》中都被很明确地分别使用。

必须先特别指出，上述这三个词汇（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用）所指称的收继婚，在春秋时代都是正式、合法的婚姻。与私通（《左传》中亦有专名称为“通”）、乱伦等事完全不同。后世有“以下淫上曰蒸”“淫季父之妻曰报”等语，是扩大了含义的用法，非“蒸”“报”之本义。

据顾颉刚统计，《左传》中共载蒸五事，报、因各一事，诸事梗概如下：

（1）“卫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诸左公子。夷姜缢。”卫宣公不仅娶了父亲卫庄公的次妃，看到儿媳貌美，竟又夺为己有。（桓公十六年）

（2）“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蒸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秦穆夫人。”卫惠公即卫宣公与原儿媳（被宣公收纳故称宣姜）所生之朔。宣姜的娘家齐国要求惠公之庶兄昭伯蒸于宣姜，昭伯不干，齐人竟强迫他，昭伯这才与宣姜生了三子二女。（闵公二年）

（3）“晋献公娶于贾，无子。蒸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庄公二十八年）

（4）“晋侯蒸于贾君。”此处晋侯即晋献公之子惠公，贾君为献公次妃。（僖公十五年）

（5）楚庄王伐陈获夏姬，赐给连尹襄老为妻，后“襄老死于邲……其子黑要蒸焉。”夏姬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传奇女性。[6]（成公二年）

（6）“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盛。”这里郑子指郑文公之叔子仪。（宣公三年）

（7）“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公子鲍是襄夫人的庶孙，年辈相隔，老夫人却执意要嫁给他，后来“国人”竟助成此事。（文公十六年）

综观以上诸事，有值得注意者数端：

其一，蒸、报事当时遍及南北各国，且不限于国君，大夫亦行之。李玄伯谓：“其蒸报而无政治影响者恐且不知几倍于这五条（李未计入黑要蒸夏姬及公子鲍因襄夫人事），亦因其无政治影响变成平凡的事，遂未有机会载入历史，以致湮没无闻，则这现象当时想非不甚普遍者也。”其论甚确。[7]

其二，这类收继婚在当时是公开而且正式有效的，是合法的。宋人可以奉公子鲍以因襄夫人，齐人可以强迫昭伯蒸于宣姜，昭伯和宣姜生的三子二女中，二子先后成为卫国国君，二女皆嫁为大国夫人（国君正妻），身份毫不逊于正妻嫡出。

其三，这类收继婚往往并非因当事人之间的性爱吸引或情欲所致（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而是有着政治背景，所以仍可从政治联姻角度来理解。齐人强迫昭伯蒸于宣姜，就是齐国以舅氏身份干涉卫国内政，终使其二子相继登上卫国君位。宋襄夫人应该已是老妇，公子鲍不可能对她有情欲，但她竟能派人杀死当时的宋国国君昭公，将公子鲍扶上君位，成为宋文公。后来汉代解忧公主与乌孙君主父子两代三次结婚（事见《汉书·西域传下》）也有类似背景，那时汉朝扮演了类似“齐人”的角色。[8]

无论是同辈收继婚（兄弟转房）还是异辈收继婚（蒸、报、因），都可以从族外群婚和父权制两方面来理解。或兄终弟及，或父位子承，都体现了男方家族的继承权。娶嫂、收纳父亲的姬妾，都是对父兄权力财富继承的一部分——不仅继承了父兄和女方家族的政治联姻关系，也继承了父兄生前所拥有的生育资源（女性配偶）。

从上述角度看，父亲夺走儿媳，也就没有多少大逆不道了，这不过是在位父王实施对资源全面占有的一种变奏，可以视为“蒸”的一种逆向操作，也不会破坏两国族之间的联姻关系，所以通常也不会引起女方家族的愤怒。卫宣公上蒸父妃，下夺儿媳，但涉事女方皆为齐国之女，故齐人并无异议（至少史籍未见异议记载）。那时这种事并非仅见，例如楚平王也曾将太子建的新妇收纳（《左传·昭公十九年》）。

蒸、报、因制度在汉族历史上流行并被视为合法的时代似乎很短，顾颉刚注意到上述《左传》所载七事涵盖的年代在公元前7～6世纪，此后未再出现，他认为这说明汉族的社会制度有了变化，这当然不错，但实际上这类事情此后很久都未绝迹，变化的只是社会对待此事的态度，而且变化的原因仍待探讨。

《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有“匈奴列传”“南匈奴传”“西域传”“东夷传”“西戎传”等篇章，其中记载了大量少数民族实行蒸、报的史实和风俗。现在通常认为，处于汉族文化圈影响之下的周边民族，大体都遵循了与汉族社会昔日曾经历的演化道路，故那些少数民族尚处社会演化早期，而汉族到汉代已将蒸、报视为可耻悖逆之事了。兹举数例如下：

《史记·五宗世家》载：江都王刘建在其父易王刘非死后，“易王死未葬，建有所悦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刘建因此之过，再加上还有“同产相奸”之罪，最终畏罪自杀。这位淖姬可能非常迷人，她后来又被赵王刘彭祖收为姬人，“甚爱之”。

又《史记·荆燕世家》载：燕康王刘嘉之子刘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这些事被告发后，公卿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于是刘定国自杀。

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乘丘侯刘外人“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免”。

又《汉书·王尊传》载：王尊为美阳令时，有“美阳女子告假子（前夫之子）不孝”，所谓不孝，据女子自诉是“儿常以我为妻”，王尊将此子酷刑处死。

从前三例来看，当时贵族们蒸父姬之事并不少见，见于记载者多属被人告发，再算陈年旧账，这可能有权力斗争背景，未被告发而免于罪罚者很可能还有。但那时蒸为罪行已经是明显之事。

严惩蒸、报等行为与观念上对此的否定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云：“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多半是汉儒的说法，观当时公卿议此类案件常有“禽兽行”一语，即可知矣。但至少在春秋时代，这作礼教人的“圣人”恐怕尚未降世。

汉代《诗小序》的作者，也已经戴上有色眼镜来看《诗经》了。比如说《鄘风·墙有茨》云：“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公子顽即前述《左传》蒸五事之（2）中的昭伯，“通于君母”即指他迫于齐国压力蒸宣姜之事。但这种批判文章很可能只是汉儒的穿凿附会，《墙有茨》诗只是说：“墙有茨，不可扫也。中篝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后二章完全相仿）虽是指斥之辞，却没有任何文本证据表明所咏是卫国事，所指为公子顽。实际情况如前所述，公子顽与宣姜所生三子二女，二子相继为卫国国君，二女嫁为大国夫人，第三子卫文公且在位25年之久，足见卫人和宋国、秦国都未排斥或抵触此事。

又如《诗小序》说《邶风·新台》《卫风·氓》《鄘风·君子偕老》《鄘风·鹑之奔奔》等篇。都将原诗牵扯到宣姜身上去，说成是刺卫宣公和宣姜的。这些虽未必得原诗之旨，但可以用来表明此时汉儒已视蒸、报为大恶。

自汉以降，蒸、报固然已被视为大恶，但其流风余韵千百年不绝，仍有许多帝王公开收纳先王姬妾。如曹丕收纳了曹操一众姬妾，隋炀帝杨广蒸宣华夫人，而李治之纳武曌，李隆基之纳杨玉环，更是将古之蒸正向、逆向各操作了一遍。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与“同产相奸”类似，史籍中有记载者多为王室成员。

以上姪娣从嫁、兄弟转房、蒸报因异辈收继婚，三者皆为上古族外群婚之遗迹，而非其实例。年代久远，此种实例可能已经无法找到文献记载了。《说文》释“媾”字云：“媾，重婚也。”此处“重婚”当然不是现代法律用语，段玉裁释为“重迭交互为婚姻”，正是标准的族外群婚。

有人认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重耳）。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赵衰”事可算“重迭交互”为婚实例，理由是重耳与赵衰同族同辈。但此处重耳与赵衰只是在两姊妹中各娶其一，并非共同以二隗为妻，故仍然无法视为族外群婚实例。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族外群婚虽乏文献记载实例，但遗迹众多。通过对大量遗迹遗俗的分析及确认，有较为充分的理由断言：中国上古曾广泛实行过族外群婚。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英文标题：

Expl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ex Culture（4）

Jiang Xiaoyuan

[1]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开明书店，1949，256～258页。

[2]弗雷泽《图腾制度与外婚制》一书中收集美洲、非洲、亚洲、澳洲等处姊妹共夫之资料数十条，其中四条有幼妹待年，一条竟亦以姪从嫁。参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263～266页。

[3]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258～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