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争

激励之外与长期主义

作者 |凌争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原文 |

拙作《弱激励创新：基层政府产业行为分析》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感谢评审专家以及编辑部在文章投稿、修改和发表过程中的细致指导。非常荣幸受到编辑部的邀请来写作手记，我借此机会对论文写作的心路历程及其与本人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更加系统地梳理与思考，并向各位师友求教。

一、缘起：几个偶然的瞬间

我的研究偏好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长谈的“puzzle”，即有些反常（识）的问题。《弱激励创新：基层政府产业行为分析》便是一个例子。

研究源于我与好友的一次交流，他当时在X县分管电商工作，并多次邀请我去调研。恰逢期末，我就想带着学生去X县看看，主要是增长我们的见识。抵达X县与好友寒暄后，他便建议我前往L镇调研——这是当地电商发展最好的镇。好友深知我对示范区调研的“疑虑”，便告知L镇书记是他要好的朋友，可以“无话不谈”。抵达L镇后，书记及其团队成员为我们介绍了当地的电商成果。随着交流的逐渐深入，书记叫来一位负责同志，他是电子政务办的主任，全程参与了L镇电商的发展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当地的电商。事实上，在前往X县的途中，L镇的其他干部在不同场合与我说过类似的话。交叉验证的思维瞬间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L镇书记非常坦诚地告诉我，在类似的欠发达地区，乡镇干部在十多年前并不具备电商思维，当时电商并非中心工作，他们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动力推动电商发展，是这位干部带领团队不断深耕。这个瞬间唤起埋藏在我心中许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典文献：这似乎是一种不同于既有研究发现的政府角色。鉴于此，我临时改变了当时的计划，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和电子政务办主任及其团队成员的交流中。这拉开了我们两个团队接下来两年频繁交流的序幕，我也往返X县数次，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素材。

鉴于自身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学科背景，我最初站在“整体政府”的视角看问题，提炼了一种新的“营利型政府”的政府角色，并将稿件投给了“栗林论坛”。文章得到了分论坛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其中的一幕更令我难忘：论坛的几位专家多次拿起手机拍摄PPT，这让我对论文投稿有了信心。实际上，评审专家在当时已经提出文章不一定非要提炼“营利型政府”的概念，能够把政府在电商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讲清楚就很有意义。这个意见我们一直记得，但当时并未深刻理解，直到文章的返修过程，我们在评审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添加了基于论坛专家意见的修订，这最终有助于我们发表。

二、淬炼：理论的推倒与重建

论文初稿在2024年3月投稿到《社会学研究》，当时文章的题目是《营利型政府：一项基层政府产业角色的研究》。经过半年的等待，我们在2024年9月收到了外审专家的意见。外审专家对研究选题、案例分析以及问题意识表示了认可，对于概念建构与聚焦的理论对话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详实、深刻又可操作。例如，两位专家认为数字时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研究价值，可以在社会学经典研究主题“基层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并推荐了该领域的核心文献供我们参考。专家指出“数字时代”本身就是重要的议题，在此基础上讲好“基层政府与产业发展”的故事非常有价值。这与上文提到的栗林论坛专家的建议不谋而合。

与现在的娓娓道来不同，彼时读到两位专家的评审意见，深感修改之艰——两位专家提了超过5000字的评审意见。在阅读完评审意见后，我便把意见转给郭宁，并告知他有思路了再研讨。这个思路的形成过程持续了近一个月。我们利用这段时间逐字拆解问题，阅读评审专家提及的相关文献，回到田野深入调研。这个状态贯穿了整个国庆假期，并在10月7日晚通过5个小时的头脑风暴逐句拆解与整合了这5000字的评审意见。最终，我们将评审专家的意见整合为需要回应的21个问题，并给出了回应每一个问题的具体思路。本次修改重点在于调整理论对话与重塑论文的写作逻辑（从演绎的逻辑转为归纳的逻辑）。简言之，我们可能需要重写论文。

为此，我们调整了论文的研究问题，从整体政府视角回到了政府内部，尝试去“理解行动者”。这给了我们重要启发，我们回到这个现象本身，即前文提及的那个重要瞬间：L镇书记把电子政务办主任叫来，告诉我们他是真正的内行并全程参与工作，而书记和班子其他成员更多关注其他工作。由于之前已多次前往该地调查，我们已确认该问题真实存在。鉴于此，我们重新梳理几个重要的研究问题：（1）在十多年前，电商对非东南沿海的不发达乡镇是比较新的事物，基层干部在当时不具备电商发展的能力，L镇的干部为何选择发展电商？（2）L镇发展电商的过程如何，可否划分为几个环节？（3）这些环节存在的共性堵点、难点是什么，L镇又是如何克服的？（4）这些经验在理论层面如何提炼？（5）这些经验在现实层面是否有共性价值？（6）进一步收集研究素材，增强证据的说服力。

为了收集上述素材，我们又开展了多次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每次都对电子政务办在电商发展初期的深耕保有兴趣，每一次对于细节的询问都让我们对基层的干部充满敬意，也正是这些工作让L镇的电商最终脱颖而出。众所周知，乡镇的行政村与自然村并非聚集，村民则因务农、打工等原因并不随时在家。因此，对当时L镇电商的摸底工作全是依靠电子政务办干部一个一个“挖”出来的。显然，这种务实的摸底弥足珍贵。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摸底，还有电子政务办呈现给我们的扎实台账，这些台账并非他们呈现给L镇领导的功绩，而是其团队用于自己分析产业发展状况的，而这一坚持就是十年。随着调研的更加深入，我们看到了更多令人心生敬佩的素材……

调研之后，便是行文。作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如何撰写一篇社会学论文是一大挑战。我们学习了社会学研究者在基层产业发展领域的经典文献，并重写了文章。重写文章的过程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宝贵的学习过程，我们对文章重写的“颗粒度”精确到每一句。通过重写，我们掌握了一种新的案例写作方法，这如同掌握了一门新武功。这个学习的过程持续了两个月。论文的第二稿在2024年底完成。此时，文章的研究问题已调整为文章发表时的研究问题，即“以L镇为典型的这类缺乏政治激励与经济激励的基层政府何以打造典型产业”。此时，文章还缺一个“题眼”。受科斯、王宁《变革中国》的启发，我们将第二稿的题眼定为“基层的边缘革命”，并在2025年1月将修改稿件返回编辑部。

不久，我们便收到了两位评审专家的第二轮意见。这次的审稿意见依然详实（超过3000字），但侧重于对文章细节的建设性指导。例如，认为边缘革命中的“革命”用法可以更加精确，对于案例部分的一些分析可以精简，对于一些论点需要添加更有力度的证据。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评审专家的严谨态度与悉心指导，这些意见不仅推动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文章，而且给出了可操作的提升文章质量的建议。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5000字、3000字的评审意见时可以按图索骥、步步为营地提升文章的质量。修改论文期间，我几次与电子政务办主任进行了深入访谈，并通过调研获取了更加丰富的素材。最终，我们将题眼由“基层的边缘革命”改为“基层的边缘创新”，并按照要求完善后返回编辑部。

非常幸运，接下来我们便收到了定稿会的意见。感谢编辑部各位专家的意见，文章的点睛之笔（“弱激励创新”）正是源于定稿会对文章提升的意见。定稿会的意见依然详实且富有建设性，全文接近2000字。限于篇幅，在此只介绍其点睛之问：（1）基层的边缘创新可否进一步提炼？（2）可否进一步说明研究选题与既有研究（如公益经营者、照护型政府）的区别？这帮助我们理清了研究问题在学术谱系中的理论定位，并鼓励我们构建更有想象力的学术知识，特别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弱激励创新”正是在定稿会意见的督促下应运而生的。“基层的边缘创新可否进一步提炼”，背后的案例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作为一名田野调查研究者，我近几年走过了全国多半的省级行政区，并在时间约束下围绕该议题尽力在各地进行了较充分的调研。这些田野调查的结果证明L镇的创新并非个案，类似的案例在祖国大地广泛存在。这些创新普遍属于边缘创新，而边缘（无论是部门还是群体）在体制中的属性与特征近乎一致：处于弱激励结构之下。通过访谈L镇以及其他地区的干部可知，他们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持之以恒”（这些干部近乎执着地长期从事其认定的工作）。那么，他们耕耘的时间从何而来？这些时间不能只是个人通过意志品质“挤出来”的，否则就不具备一般性。这便指向了结构性的问题：弱激励结构具备哪些条件，使得边缘创新得以出现？文章在返回定稿会的修改稿中重点阐述了这部分内容，我们在文章中阐明了弱激励结构的三个制度条件，并指出这些制度条件能够超越强激励结构下的“激励悖论”（详见文章）。显然，弱激励结构下的个体不一定持之以恒，也可能（甚至更可能）“躺平”。这意味着弱激励创新的启动除了弱激励结构的三个制度条件之外，对政策执行主体本身也有要求。显然，在弱激励下拒绝“躺平”的个体绝非“理性选择”的个体，这些人超越了传统的“强激励”预设，而受另一套逻辑的支配，这套与行政伦理相关的逻辑在社会学文献中被广泛讨论。一个在弱激励结构下不“躺平”的个体也不一定完成弱激励创新，创新超越了传统，而超越传统需要极强的能力。鉴于此，执行主体还须具备若干能力条件才可能在弱激励结构下完成创新。因此，只有“合适”的人在弱激励结构下才能创新，我们找到了这些条件，并阐明了“合适的人”并非个例，而在现实广泛存在。

最终，我们构建了“弱激励创新”的概念，即“弱激励创新”是指政府组织在弱激励结构下（即考核结果与晋升、资源分配的关联性较弱，缺乏强排名压力或量化奖惩机制），基于制度弹性在非中心任务领域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探索性创新。更重要的是，我们阐明了“弱激励创新”发生的制度条件以及弱激励结构下的执行主体推动创新必须满足的条件，界定了该理论的“边界”，使其具有一定的分析性与因果色彩。鉴于此，我们完成了一个具有社会科学色彩的理论构建，而非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描述以及观点层面的阐释。此外，我们在文章结尾进一步讨论了弱激励与国家治理、弱激励与政府市场关系以及弱激励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延伸了研究的意义。文章幸运被录用，特别感谢编辑部在“临门一脚”上的点拨。

录用后便是细致的三审三校。社研编辑部的老师对我们的文章进行了逐字编校：每一个细节、每一处证据、每一个标点都细致斟酌。严谨的编校背后不只是高超的职业素养，还有友善的平等交流。对于我们的不同意见，编辑部老师给予了理解，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保留。在各方帮助下，拙作《弱激励创新：基层政府产业行为分析》有幸发表。

三、感悟：致敬与感谢

我的研究聚焦于政府过程，尝试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关注政府改革与创新、城市与基层治理、科层制与政策执行等领域。对我而言，这些研究领域有一个共同的起点：政府与市场关系。例如，我的博士论文关注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权力整合。这是一个政府过程，但该改革的目标是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我攻读博士期间跟随导师巫永平教授思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若干议题。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最初也希望回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议题，但两年的田野调查证据告诉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要关注“政府过程”，不理解该过程就很难改善政府与市场关系。因此，我从致力于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意外”走向了研究政府过程，并一直在相关领域探索。拙作的发表也是达成了我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最初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的心愿。

这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层政府与产业发展”领域的新解释，亦是我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系列研究的一部分。弱激励创新为“激励与政府行为”这一国家治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提供了新思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强激励与政府行为”，该议题蕴含两个强预设：其一，将政府预设为一个整体、甚至一个人，这掩盖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其二，将强激励预设为“无限度”，即（强）激励对政府组织的全员覆盖，这高估了政策工具的力度、低估了政府组织的规模。与此相反，激励在经验世界的政府过程中不仅覆盖面有限，其强度也有限。事实上，（强）激励覆盖政府成员的范围极其有限，这在晋升天花板低的政府组织更加凸显。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理性选择的逻辑下，（强）激励之外的干部似乎应该选择“躺平”，但现实并非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激励之外的政府行为？

弱激励创新尝试在“激励与政府行为”议题下提供一个解释。有趣的是，此时激励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并非动机性的，而是背景性的。换言之，弱激励下的行动者是不受强激励驱使的个体，这与强激励下的受激励驱使的行动者迥然不同。对于不受强激励驱使的个体，弱激励结构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条件确保这些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扎实”推进工作。通俗地讲，弱激励结构让并非被某种利益驱使而真正想干事的人拥有绝佳的干事环境，特别是不被外界“打扰”，而这些打扰很可能是强激励结构下的某些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定可能是引发“激励悖论”“强激励失灵”“目标替代与异化”的重要原因。弱激励创造了独特的行动情境，表明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势动员，还蕴含于“放手让草根生长”的战略智慧，这有助于官员从“指标博弈”转向“深耕型治理”（具体内容参见文章）。

弱激励创新更深远的意义可能是理解更一般性的组织行为，即理解抽象意义上激励之外的组织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广泛存在且被观测。在一个强激励与弱激励共同编织的世界，这些行动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期主义”的行动逻辑。此时，强激励是对这些行动者的奖励，而弱激励则不会让他们消沉，因为激励的回馈不是他们行动的唯一标准。例如，我们经常能在各种“取得成功”的信息中看到主人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显然，这种坚持的动力不只是充足的保障（甚至很多主人公缺乏保障），更源于主人公“追求卓越”的内驱力。这种“我自岿然不动”的专注与坚持令人敬佩，其在优绩主义与结果导向的规则之下更难能可贵。这与国家在落后条件下迎难而上、取得辉煌成就过程中必备的“艰苦奋斗”意志品质的内核不谋而合。在此，弱激励创新尝试阐明国家治理中的长期主义者，并揭示长期主义者在弱激励结构下何以成功的一般性知识。必须说明，长期主义者存在于强激励结构下，他们在强激励的制度禀赋下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那么，如何识别、支持既有的“长期主义者”，以及培养更多“长期主义者”是国家治理中亟待创新的制度设计。这可能也是一条需要长期主义来走下去的路。

行文至此，想起了我们第一次从X县调研返程的一件趣事。当时郭宁已在北京读研，我们乘坐同一班高铁到天津南站后便计划分道扬镳，但初次调研收获的大量令人振奋的信息让我们决定在天津南站吃个晚饭，并在此期间头脑风暴。在一家火锅店内涮菜的间隙，我们不断交流着调研的见闻，讨论也愈发热烈。那时调研有三位成员，我、郭宁以及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才俊。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很兴奋地说出了“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社研”……这场讨论持续至天津南到北京的最后一班高铁旅程结束，我们的研究则从此开始。非常幸运在学生面前夸下的海口没有食言。必须说明的是，文章的成熟度已远超当年夸下海口时的思考，特别感谢编辑部、评审专家对文章一轮又一轮的宝贵指导，我在这个过程中受益良多。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网约车上。当时，我和几位学生在结束了阶段性调研后返回酒店，搭上了一位热衷修行司机的网约车。他看我们从X县的电商园区乘车，便交流了起来。这位师傅想在网上售卖一些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产品，并告诉我们他学习电商技能，是因为县里搞了很多培训等帮助了大家。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说的，“全民电商在X县已深入人心”。这与我们在当地观察到的老人等学习电商课程的现象一致。在此，我们希望数字时代能让每个人富裕起来。

最后，我想对合作者郭宁表示感谢，由于“身陷DDL”，他未能分身参与本手记的撰写。郭宁是我从教生涯的首位学生，在保送至清华大学深造后仍与我保持合作。能够与自己的学生共同在顶刊发文，我深受鼓舞。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巫永平教授一直关注的学术领域。也许，每个学生都希望在自己导师关注的领域取得成绩，希望导师感到骄傲。这是我博士期间默默立下的志向，却未能如愿。如今，这份作为学生的遗憾，由作为导师的我带着自己的学生共同弥补。我和我的学生在我导师关注的领域有所建树，这种喜悦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