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1日0点刚过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突然包围了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成德里8号并破门而入。不久，一个人影从屋顶的“老虎窗”钻了出来，然而不久就被屋顶上出现的另外两个人影给逼回到老虎窗前——

老虎窗

“‘胡司令’，这下看你还往哪儿跑？！”

这个“胡司令”是谁？公安局为啥要抓他？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1906年出生在岳阳县鹿角镇的一户贫苦农户，家中行三，又因长得细瘦，因此得小名“细丙”。由于家贫，他只读了一年小学就被迫辍学帮地主放牛，18岁的时候又当了长工，1926年北伐军打到岳阳县，20岁的胡肇汉参加了北伐军，但仅仅三个月就因为受不了军中的管束和清苦生活而开了小差逃回老家。然后终日混迹乡里以赌博为乐，又因只输不赢受到家中的嫌弃，还挨了一顿家法。

在家中实在待不下去的胡肇汉只好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先是在某县保安团当兵，1934年在青浦县警察局当了两年的巡长，1936年进入驻扎在苏州的国民党军第60师某部当班长。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后，第60师在当年年底被日军击溃，大量溃兵散布在太湖地区，胡肇汉先是在陈万军部何锡光所部的第六支队司令部当副官。

胡肇汉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在第六支队开往阳澄湖地区的半道上，胡肇汉纠集旧部，将带队的支队参谋长陈维芝火并后把队伍拉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打起了“民众自卫队”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抗日行动，比如摧毁吴县黄棣镇的日伪警察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的伪军据点，在夺取大量枪支弹药的同时得以在阳澄湖立足。

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江南抗日自卫军开入阳澄湖地区建立根据地，自卫军副总司令叶飞亲赴昊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叶飞

胡肇汉表示拥护抗日武装，并接受改编，成为江南抗日自卫军独立支队，胡肇汉为司令。8月时因为日伪军对阳澄湖地区的“扫荡”，江南抗日自卫军主力被迫西撤，而胡肇汉在随行了一段后借口身体不适，带着几个亲信脱离了队伍返回阳澄湖，收拢江南抗日自卫军开小差的人员四十余人出没于湖畔涸泾、湘城一带。

江南抗日自卫军并没有追究胡肇汉的“开小差”的行为，自卫军东路军司令夏光还亲自来到阳澄湖会见胡肇汉，晓以民族大义，胡肇汉许诺坚持抗战，坚决不当汉奸后，夏光委任胡肇汉为江南抗日自卫军东路副司令。

夏光

在江南抗日自卫军的旗号下，胡肇汉继续招兵买马，成为阳澄湖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武装力量，当地人习惯称他为“胡司令”。

1940年开始，由于江南抗日自卫军重新在阳澄湖地区取得一连串的对日伪作战的胜利，使得共产党在阳澄湖地区的威信空前提高。胡肇汉唯恐自己在阳澄湖地区的影响力被削弱，于是他转而投靠了国民党，他的队伍被收编为江苏省第一保安团并自任团长。之后，胡肇汉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大肆捕杀地下党员和交通员，甚至袭击中国共产党苏常太工委以及阳澄湖武工队的驻地，包围了夏光设在陆巷的指挥部，夏光率部恶战突围成功，但所部伤亡一百余人，所留下的十多名无法撤离的伤病员被胡肇汉部悉数活埋。

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肇汉更是卖力的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马前卒，疯狂进攻新四军的根据地，并因此升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京沪铁路特务总队长，此后因为新四军在江南的力量越发强大，胡肇汉部虽然不断挑衅但也已经捞不着半点便宜，但还是在1944年升任江苏省第三行政区军事特派员公署行动总队长兼三青团行动总队长。

抗战结束后，胡肇汉手下的部队被廖耀湘部收编，其本人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但很快就转任青浦县警察大队长和阳澄区区长等职，疯狂搜捕地下党和交通站。国共谈判破裂，解放战争开始后，胡肇汉再度回到阳澄湖地区组织“保安团”，继续疯狂“剿共”，气焰嚣张一时。

廖耀湘

胡肇汉所部在盘踞阳澄湖地区长达十二年的时间内，总共抓捕地下党、江南抗日自卫军战士五十二人，无辜群众一百三十五人，并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酷刑，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可谓是血债累累。

1949年4月20日，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后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发动了渡江战役，自觉苏州保不住的胡肇汉将位于东花桥巷38号的公馆产权转给了大儿子后，于4月24日夜带着六名亲信绕道松江逃往上海躲藏。

渡江战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胡肇汉乔装打扮，只身逃离上海回到湖南岳阳县鹿角镇的老家。

上海解放

同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宣告湖南省和平解放，胡肇汉又逃往广州，之后就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老照片，长沙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开入长沙城

苏州解放后，苏州专署公安局第一时间将血债累累的“胡司令”胡肇汉列为必须要抓捕归案的头号追逃目标。

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我方就对阳澄湖地区解放后的敌我斗争形势就有过充分估计，此时就已经将抓捕胡肇汉列为工作重点。因此当苏州专署公安局挂牌成立后不久，就立即开展了对太湖、阳澄湖地区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水匪的清剿工作。因为这里是胡肇汉曾经长期盘踞和经营“老地盘”，就算胡肇汉没有藏身在这里，这里也拥有大量胡肇汉的亲信爪牙，抓到他们能够为抓到胡肇汉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在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苏州专署公安局组建了以情报侦察科科长武文斌为首的专案组，密切注视阳澄湖，追踪胡肇汉的走向。

1949年11月，一股土匪武装在外跨塘一带打家劫舍，他们以数人一组的形式行动，打着“胡肇汉”的旗号，一旦闯入民宅或商行，便口口声声宣称：“是‘胡司令’（即胡肇汉）派我们来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这位“杀人魔王”的深深恐惧，肆无忌惮地展开了一系列反革命破坏活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其中最为轰动的是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这起事件令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与混乱之中。匪徒的活动范围逐渐从阳澄湖区扩展到苏州城，严重干扰了当地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支援解放军南下的工作进程，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度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经武文斌查实，制造苏州娄门大街“鼎丰粮行”的“人头案”的是以朱水生为首的“江南独立战勤司令部”土匪武装打着“为胡司令搞给养”的旗号所为，在公安部队的围剿下，“江南独立战勤司令部”很快被剿灭，朱水生被生擒活捉，但他交待他只是打着胡肇汉的旗号打家劫舍，跟胡肇汉并没有联系——

1950年春，吴县人民政府生产建设科科长陈维刚在湘城执行生产救灾任务时遭到枪击身亡，苏州专署公安局情报侦察科迅速查明杀死陈维刚的人叫唐斌，此人从1937年开始就是胡肇汉的贴身卫士，知道大量有关于胡肇汉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于是武文斌迅速联系吴县公安局局长包振家，布置对唐斌的抓捕行动并迅速抓获了唐斌，唐斌供出了胡肇汉在从苏州逃往上海后又从上海出逃湖南老家之前的种种“应变”部署，但由于胡肇汉是只身逃离上海的，卫士一个都没带，因此胡肇汉逃出上海后的行踪唐斌是真的不知道。

春节过后不久原国民党时期的湘城镇镇长来到吴县公安局报告：“原胡匪手下的重要头目史云泉有意与政府进行和平对话。”史云泉曾经是胡肇汉的“第三战区京沪铁路特务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还是他的干儿子。苏州解放后他没有选择潜逃台湾或者远遁海外，而是在自己的老家吴县湘城镇隐居下来。

包振家局长决定单刀赴会，独自前往湘城镇和史云泉进行一场坦诚的对话。在一段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史云泉决定向人民政府自首，而自首的投名状就是有关胡肇汉的一条重要线索：

胡肇汉曾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小妾，在他逃离苏州之前，他将这名小妾寄养在阳澄村的保长家中，以保长新娶的妾室公开示人。史云泉不但提供了这名小妾的确切住址，还提供了胡肇汉和她约定的“接头暗号”——“你需要在门上以枪口轻点三下，随后沿着向下的方向划过一道痕迹，她就会给你开门。”

于是，包振家带着六名侦查员乘坐一艘乌篷船连夜赶到阳澄湖深处的阳澄村，找到保长的宅邸前按照史云泉提供的暗号骗开了房门，将那名小妾强行拽出阳澄村押上乌篷船，船行至阳澄湖湖心后对这名小妾进行严厉的审问，小妾供称：大约十个月前，胡肇汉将她安排至此地隐匿起来，自此便与她断绝了所有联系。随后，她还提供了一些胡肇汉以往与其他人接头的地点，然而，这些地方早已被查处，胡肇汉的踪影也无处寻觅。

经再三询问，小妾回忆起胡肇汉曾经带她去过上海浦东的某个地方数次，具体地址不知道，但她认得路。于是，在小妾的指引下，包振家和两名侦查员连夜赶往上海浦东，在次日找到了那个地方——一家布店，店主姓王，和胡肇汉是同乡。小妾声称：胡肇汉和王老板之间兄弟相称，关系极为亲近。

包振家随即命令将王老板控制住，带到僻静处亮明自己的身份并进行盘问，然而王老板只承认自己和胡肇汉是同乡，多年以前胡肇汉曾携同小妾来浦东，每次来都会在布店住上一晚，至于其他情况，王老板闭口不语。

老照片 布店

给脸不要，那就别怪人民警察先礼后兵了，一支冰冷的枪口顶在王老板的太阳穴后，王老板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承认自己曾经在胡肇汉的队伍中干过很长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他离开胡肇汉的队伍来到上海浦东开设了一家布店并娶妻生子。数日前，胡肇汉突然来布店找他，威逼他再度入伙，不然血洗他全家。王老板深怕胡肇汉对他实施暴力，只得勉强答应担任胡肇汉所谓的“联络”工作。胡肇汉这才放过他，接着又在他家中藏匿了三天，在这三天里睡了他的老婆，然后声称要去香港接应同伙，便离开了。

在包振家的劝说下，王老板决定和人民公安合作，抓捕胡肇汉！

1950年2月初，包振家接到了王老板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访客即将抵达，请做好准备迎接！”

包振家大喜，因为这句话是他和王老板事先商定的“目标出现”的秘密信号。在通过电话向苏州专署公安局报告后，包振家迅速带领两名得力的手下连夜赶往苏州，并在苏州站乘坐夜班火车赶往上海。

在见到王老板后，王老板向包振家出示了一份由胡肇汉亲笔书写的信：“老王大哥，我此刻已安全抵达港口，一切安好，请勿挂念。在上海期间，承蒙您的热情款待，这份情谊我深感温暖，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将永远铭记于心。目前我正在忙于接洽新的生意，一旦事宜尘埃落定，我必定返回上海，当面致谢。此致，敬礼。”

“接生意”实则是与国民党匪徒暗中勾结的隐语。包振家由此推测：若胡肇汉未能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建立联系，他必将折返；一旦双方勾结成功，他亦会受命潜回上海执行破坏任务。鉴于胡肇汉离开上海已有时日，依时间推算，他极有可能即将归来。

三天后，苏南行署的公安处长黄赤波及侦察科长江华带领增援力量赶到上海，此案就此提两级办理——

黄赤波

又过了几天，王老板又派店中伙计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店主即刻亲临。”

次日，王老板亲自找到黄赤波等人所住的旅馆：“有消息传来，老板胡匪后天将抵达上海，我已被吩咐做好一切接待和安排。我此次是借口去市区采购货物，绕道至此，往后恐怕难以再亲自前来，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怀疑。”说罢，王老板又匆匆离开——

江华立即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要求协助抓捕胡肇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和副局长扬帆高度重视，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全力配合抓捕，不但出人，而且出枪：特别调配了一批新式枪支。给包括包振家在内的每位负责直接抓捕的队员都配备了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以及一支20响快慢机，保证了战斗时的火力输出。

李士英

扬帆

1950年5月20日入夜，正当各小组已经就位，就等抓捕命令下达的时候，王老板的妻子突然慌里慌张的跑出位于石门一路成德里8号的家，找到公安人员埋伏的地点，结结巴巴地向江华报告说：“胡肇汉带了二十八个人过来，我家老头子（指王老板）正在楼上跟他们开会。外面已经被那些匪特们给包围了，我是找借口说布店快没货了，才趁机跑出来通风报信的。你们快行动！一旦他们会议结束，胡肇汉很可能就会趁机溜走，到时候再想找到他就难上加难了。”

江华召集大家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了抓捕力量，决定由自己、包振家和吴同法化装成人力车夫将王老板的妻子拉回成德里8号的家，然后径直冲进院内，一把制服了一名放哨的特务，缴了枪、嘴里塞上布条捆绑起来。然后在老板娘的带路下冲上二楼，拔出各自的左轮手枪和20响快慢机喝令室内的所有人缴枪投降。包振家然后向窗外开了一枪——这是“突入成功，立即支援”的讯号。

江华

20响快慢机自动手枪

在听到枪声后，埋伏在外的苏州和上海的公安干警们立即一拥而入——胡肇汉见大势已去，试图爬老虎窗逃跑，结果刚钻出老虎窗，武文斌和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谢德文正举着枪等候多时。见反抗无望，胡肇汉无奈的退回老虎窗，束手就擒。这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和胡肇汉一起被抓的还有随他一起从香港来上海的二十八名派遣特务，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炸药、电台、密码本等物品。

胡肇汉交待：在解放后，他先是逃往了广州，随后又经过香港前往台湾。然而，由于他对当地的人事并不熟悉，只是被安排进了孙立人主持的“屯垦训练班”接受特务训练。

孙立人

1950年3月，胡肇汉在结束特务训练后被派到舟山，被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于1950年5月3日被派回阳澄湖和太湖地区以收集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但没想到刚到上海不到一个月就被一网打尽。

丁治磐

顺便说一句，丁治磐委任胡肇汉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的委任状就藏在胡肇汉的帽子里，胡肇汉被抓后被当场搜了出来，帮助公安“验明正身”。

1950年9月15日《新苏州报》以《重大匪首胡肇汉等全部落网》的通栏标题在第一版报道了此案的侦破情况。

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师从苏州工笔画画家张辛稼，擅画花鸟，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回忆了胡肇汉落网后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两次去见胡肇汉的场面：

“当时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下午4点多钟，母亲带着我们4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很精神。父亲当时很平静地和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4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上海来。”

“我们在关押父亲的司法机关住了三天，临走时被准许再见一次父亲。当时是在办公室见的，胡肇汉依旧长衫衣着，没戴刑具，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可能大家心里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胡中元

1950年11月30日上午，苏州专区人民法院在金门外张家花园召开公判大会，在被胡肇汉迫害的抗日烈士家属声泪俱下的控诉后，苏州专区人民法院院长钱伯森宣判胡肇汉死刑、立即执行。

“胡肇汉罪行累累，罪不容诛。经过审慎的审议，法庭决定对胡肇汉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此判决！”

虽然对自己的下场有所预见并已经和家属作了告别，但真正死到临头的时候，那原本一副风轻云淡、看淡生死模样的胡肇汉却瘫倒在地，屎尿横流（幸好这一幕没有被他家人看到，不然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最终被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生命。

在胡肇汉被枪毙后18年的1968年，由北京京剧团出品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被确定为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该剧讲述了抗战时期，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假意抗战，暗投日寇，地下共产党员阿庆嫂依靠以沙奶奶为代表的进步抗日群众，巧妙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安全伤愈归队，最终消灭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的故事。

而剧中“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的艺术原型就是胡肇汉，以至于当《沙家浜》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沙家浜》中胡传魁（右）和刁德一（左）的形象

就这样，胡肇汉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