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李大钊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业，回到祖国，投身到反袁的斗争中，并发表了一篇气吞山河的革命宣言《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这一刻，李大钊心中深知自己已做好准备，要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这场伟大的事业。

1918年，李大钊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这个汇聚了诸多才俊和思想碰撞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动力。在北京安定下来后，他也将自己远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接到了身边。这一时期，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和革命事业之中，做出了许多轰动思想界的大事：他在太南门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讲《庶民的胜利》；他为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紧接着，他与陈独秀共同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既忙碌又充实的，因为他看到自己的一番努力已经开始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革命的希望正在渐渐实现。

然而，这段时期，李大钊作为父亲并不“尽责”。他忙于革命，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们，但他依然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在他的影响下，孩子们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日本军舰入侵大沽口时，李大钊带着17岁的儿子李葆华在天安门广场参与反帝示威。群众的情绪高涨，大家愤怒地朝段祺瑞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走去。游行队伍抵达时，要求见段祺瑞，但他始终未露面。人们坚持不肯离开，直到有人爬上铁门，试图抓住段祺瑞。李大钊竭力维持秩序，安抚愤怒的群众，但段祺瑞依旧未现身。

3月18日，游行队伍再次来到执政府门口，段祺瑞的警卫队毫不犹豫地向群众开枪，现场顿时混乱。李大钊的头部和手部被子弹击中，但他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指挥群众撤离。直到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他才最后一批离开。在回到家时，李大钊才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只鞋子，但他竟然在整个过程中未曾察觉。

在组织这场大会时，李大钊就已经意识到可能会有失败的后果。因此，当段祺瑞发布通缉令时，他的表情依然平静如常。通缉令发布后，李大钊一家搬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避难，他整天足不出户，足足过了一年多的隐匿生活。然而，他仍然保持工作，日复一日地忙碌着。外界的局势令家人焦虑，特别是妻子赵纫兰。尽管如此，李大钊始终泰然自若，工作完成后，他还会用讲笑话的方式缓解孩子们的紧张情绪。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李大钊的朋友们常常前来劝他离开北京，但他总是坚定地回答：“如果我走了，北京的工作该由谁来做？”显然，在李大钊的心中，早已准备好面对自己可能的牺牲。1927年4月6日，当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打破宁静时，李大钊从容地拿出一把手枪，准备在被捕时进行最后的抵抗。此时，院子里已一片混乱，许多青年在慌乱中四散逃跑，李大钊带着女儿李星华走出院子，找到一间安静的小屋静坐。

不久后，小屋被宪兵包围，一个士兵踹开门，迅速夺下了李大钊手中的枪。李大钊和家人被捕，妻子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也被关入大牢。李星华后来回忆道，她只在审讯时见过一次父亲。当法官询问李大钊最大的孩子时，李星华勇敢地回答：“我就是老大。”法官不耐烦地训斥她：“没问你！”当时李星华注意到父亲的目光，她立即明白了他眼中的意思。李大钊平静地说：“她就是老大。”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由于避开了家里的危险，躲过了一劫。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李大钊坦言：“我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孩子们年纪尚小，一切与他们无关。”这场审讯之后，李星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李星华和母亲被关押了好几天，直到李大钊英勇牺牲的消息传来，母女俩才被释放。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留下了自己最后的照片，面容平和、目光坚定，宛如平日般从容。之后，他毅然走向绞刑架，面对卑劣的反动军阀对他长达40分钟的绞刑，李大钊依旧毫无畏惧，展现了革命者的伟大气节。当天，报纸便刊登了他被杀的消息，赵纫兰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昏了过去。

赵纫兰与李大钊的家世交情深厚，两人自幼便是亲密无间的伙伴。赵纫兰比李大钊年长五岁，常带着李大钊游玩，二人的感情一直十分深厚。婚后，李大钊远赴他乡求学，赵纫兰在家负责料理家务，并孝顺长辈。即便李大钊身处外地，心中始终牵挂着妻子。

李大钊为国捐躯，赵纫兰作为妻子，如何能忍心放任丈夫的遗体无人处理？然而，在反动军阀的压迫下，赵纫兰无奈无法取回丈夫的遗体，只能带着孩子心碎地返回家乡。尽管赵纫兰并未受过教育，生活贫困且艰辛，她始终坚强地支撑起整个家，并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们。

回到家乡后，赵纫兰一直未曾安慰过自己，心中总挂念着丈夫的后事。于是，1933年，她忍着病痛再次前往北平，请求北大协助处理李大钊的葬事。尽管北大的意见是葬礼要低调，但赵纫兰坚持要为丈夫办一个庄重的葬礼，认为他死得惨烈，理应有个体面的告别。她要求葬礼走过繁华街道，并请来僧道为李大钊超度，以此来表达她对丈夫的敬意。

4月23日，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的葬礼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最繁华的街道。送葬队伍的前面，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挽联，上联写道：“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写道：“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则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送葬队伍刚一出发，街头就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群众，场面壮观，有人称人数过万，也有人说是几万。人们纷纷为李大钊的牺牲感到痛惜，路旁有些人跪地祭拜，还有人演讲诉说李大钊的革命精神。中学生们也纷纷加入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也参与其中，虽然宪兵队试图镇压，但群众的怒火已无法压制，许多人与宪兵发生了激烈冲突。

赵纫兰为丈夫精心筹备的葬礼，既是对李大钊革命精神的敬仰，也是她多年积压心头的痛苦的释放。然而，葬礼结束仅55天后，赵纫兰便因病去世，跟随丈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