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罕见大发雷霆：“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1973年5月7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结束与希腊外交部的会谈后，接到使馆工作人员的紧急报告：
科威特大使馆正在举办国庆招待会，而邀请函上的时间已临近尾声。
于是，周伯萍来不及细想，立刻让司机载自己去科威特大使馆。
但此时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即将在国际上引发一场舆论的滔天风浪。
首先，业务不熟练的工作人员看错了请柬内容，那不是科威特发来的请柬，而是斯洛伐克大使送来的。
只不过，斯洛伐克大使的签名，和“科威特”的拼写极其相似，导致工作人员想当然的以为，是科威特发来的邀请。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还好说，更致命的在于，当天以色列大使馆正在办招待会，一路上警卫森严，人群不断朝着以色列大使馆的方向涌去。
加上司机对雅典道路不熟，这辆载着中国外交官的轿车最终跟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停在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门口。
周伯萍懵然不觉，向正在送客的以色列代办伸出手，这一瞬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挤到面前，尖锐提问：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周伯萍此时坚定的认为自己身处科威特大使馆门口，因此把这当做西方记者的例行挑衅，遂生硬回应：“这与中国政策无关。”
几小时后，新闻传遍了全世界。
当时中国并没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更何况，与阿拉伯国家的建交，是我国外交战场的重要一环。
所以，当周伯萍这个中国大使，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以色列大使馆门口，整个阿拉伯世界一片哗然。
更棘手的是，5月14日正值以色列独立日，周伯萍的误闯被解读为“刻意选择敏感日期示好”，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当外交部将事件报告呈送周总理时，总理怒气攻心，甚至在国务院会议上拍案而起：
“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主角是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总理对周伯萍恨铁不成钢，要知道，当时是周总理亲自点将，把周伯萍调进外交部来的，对他寄予厚望。
可谁能想到，他居然会做出这种给敌人递刀子的行为。
就在事件可能升级为外交灾难时，毛主席的批示扭转了局势。
他在审阅报告时，将外交部定性的”严重政治错误”改为”工作失误”，并批注：
“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一改动，为周伯萍保留了政治生命。
多年后，周伯萍退休后撰写回忆录，在谈及雅典事件时写道：
“那是我外交生涯的滑铁卢，但也是我读懂中国外交复杂性的教科书。”
他特别提到，周总理在事件后曾私下叮嘱：
“外交无小事，每个细节都系着国家的荣辱。”
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外交危机之后，周伯萍迎来了新生。
他被调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继续在非洲大陆践行”中非友好”政策。
在阿尔及尔，1974年，他推动中阿签署农业技术合作协定，帮助当地建立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用实际行动，挽回了声誉。
参考资料：
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