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孩子查字典，突然发现自己是个累赘，心里该作何滋味？
没错，“孩子小，成了累赘。”——这就是最新版《新华字典》里，“累赘”一词的例句。近日，有网友将这张内页照片发到网上，质疑这种表述不妥，舆论场瞬间炸开了锅。
面对质疑，商务印书馆先是辩解“只表达社会现象，不具倾向性”；后又甩锅称“我们是出版方，主要编辑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我们跟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般强辩推托之辞，实在令人瞠目结舌，相信很多人都发现了，我们确实，正深陷于对语言文字普遍钝感的时代，但万万没想到，连《新华字典》的编纂者也未能幸免。
“累赘”二字何解？其释义“多余”、“麻烦”，含有贬义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可能不存在倾向性。更兼之，新华字典的核心受众是谁？恰恰就是学龄孩子。
成年人会有更立体的思维，会判断一个观点的真伪价值，并对世界的残酷有足够高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可孩子们的世界里，绝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辩证思考”。
字典堂而皇之地将“孩子”描述为“累赘”，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尤其是那些单亲家庭或留守的孩子，看到这句话时，他们只会被冰冷的字面含义刺伤：“原来我在父母眼中，竟是个麻烦包袱？”
累赘一词，本可以有许多合适的例句，且修改起来非常简单，比如“行李太多，成了累赘”，可不可以呢？“水杯太重，成了累赘”，是不是也可以呢？
字典编纂者的强辩，不仅掩盖不了他们的思虑不周，更暴露了他们的敷衍塞责，实在令人叹惋。从事文化教育行业之人，对此应当感受更深。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距今已有100多年，也就是说，它在大清都还没有灭亡时，就已经在编印小学教材了。而后，商务印书馆一直都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
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也曾说“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毫不夸张地说，从1897年诞生之初，它就是照亮民族文明的火炬。
而其刊发的《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逾四亿册，其权威性、尤其是作为学生教辅工具书的权威性，早已融入几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过去的人有多信字典，字典编撰人员又有多么严谨负责呢？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诸位就知道了。
有个人曾经按照字典上对于“鹅”的解释“，宰了家里的一只被误认为”雄“的母鹅。当时字典里是这么写的：“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雄的头部有黄色突起。”
后来编辑部便收到了这位读者的来信，他按照字典所说，把“头部有黄色突起”的鹅杀了。但杀了那只鹅以后，却发现鹅腹中有卵，于是特意写信给商务印书馆反映这件事情。
编辑们收了信，非常重视，赶紧查了相关资料，才得知，鹅的头部都有突起，不分雌雄，只是雄鹅突起大一些。
错了怎么办？马上改呀！于是， 1979 版注就变为了“一种家禽，比鸭子大，颈长，脚有蹼，头部有黄色或黑褐色的肉质突起，雄的突起较大”。
回想过去，无论是读者的朴实还是编辑的认真，都珍贵的令人动容，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人都将这些美好品质和态度习以为常，认为本该如此。
而现在，科技发达了，反映问题不再需要麻烦纸笔，也不需要跑邮局等上三五日一个星期，可却很少能够得到重视。被反映问题的人，要么强辩要么甩锅，开会“研究”常常没了下文。
两相对比，尤为心寒。
商务印书馆门前，悬挂着张元济先生的名言：“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可今日观之，若连工具书都在价值观传递上如此轻率，“积德”“好事”又从何谈起？
字典承载的，绝非工作人员轻描淡写的“只表达社会现象”，而是民族价值传递的重任，可若连字典编撰人员都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又如何指望他们帮我们教养好下一代？
当孩子们翻开工具书，他们该遇见的是文字之美、人性之善，绝非一把名为“累赘”的冰冷匕首。
一本字典的修订，照见的是文化守护者的责任心，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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