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大别山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纷纷从隐蔽的山林中走出，向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汇聚。战士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前来，有人是兴奋，有人却满腔怒火。刚到集结地，许多人就开始埋怨诅咒，有的直接骂高敬亭要变节叛变，还有一些人嚷嚷着不如回去继续打游击战。

部队好不容易聚齐，怎么一到就闹起来了，甚至有人骂最受尊敬的领导是叛徒？

原来，大家是接到了高敬亭的命令，才冒着风险从深山的岩洞石穴中出来，前往七里坪集结的。但刚到，就传出消息说高敬亭代表红28军与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所有集结的红军将被纳入国民党军队，接受国民党的番号，改编成蒋介石领导的军队。

要红军放下武器，转而加入国军，这对大家来说无疑是背叛革命。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大家与国民党打了十年战争，多少同志牺牲在蒋介石的刀下，这血海深仇根本没报，怎么能与死敌合作？

士兵们心中充满愤怒和不满，有人听说中央派来了郑位三作为代表，立刻联合起来包围他的住处，要求说清楚来龙去脉。更有人直指他是“假代表”，“叛徒”。

高敬亭听说中央代表被围，立刻带着手枪队赶来平息风波，拘捕了几名头目，准备严厉惩罚。

然而，郑位三整理了被拉扯乱的衣服，平静劝阻了高敬亭。他说：“同志们坚持到现在实属不易，能存活下来的都是宝贵的力量。他们长期隐居深山，信息闭塞，根本不了解党中央的新指示，也不清楚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突然传来国共合作的消息，思想自然产生抵触。打了十年仗，血债未报，谁能一下接受要和敌人合作、换上敌军番号？这种思想反应很正常。我们要做的是耐心教育，帮他们理解形势，我相信最终大家会接受的。”

“这次情绪波动很大，形势极不稳定，搞不好会出大事。”高敬亭忧虑地说，“过去无论多苦多累，牺牲再多，我们都咬牙坚持。现在不用钻山洞睡岩穴了，却有人嚷嚷要回去打游击，要和国民党死磕，真是不好带了。”

“正因为大家思想上有疙瘩，更要抓紧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郑位三回应，“中央派我们来，就是预料到改编过程中会有复杂情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靠关押肃反，张国涛那一套已害死无数无辜。面对思想混乱，只有耐心说服，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化解。”

郑位三与高敬亭、肖望东等商议后，决定将所有集结到七里坪的战士集中起来，开办一期培训班，针对思想问题逐条梳理，全面进行教育，让大家了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白为何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郑位三是中央从延安派来大别山的代表。出发前，7月2日毛泽东专门与他及随行人员谈话，详细交代了新的任务和工作方式。因陕北连日阴雨，筹备较慢，他们直到8月中旬才启程，9月上旬抵达黄安七里坪。

这期间，国内形势迅速变化。7月7日芦沟桥事变和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共双方谈判加快。8月23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大捷振奋全国抗战士气。

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虽然长期孤立敌后，但形势变化使大别山敌我关系发生微妙变化。7月初芦沟桥事变时，他带部队从鄂东北转战皖西，会见了鄂皖特委书记何耀榜。那里，他惊喜地收到来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带来的中央文件。

结合战局变化，高敬亭准确判断形势即将大变，主动向国民党提出停战、合作抗日。经过多次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他命令散布在大别山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迅速前往七里坪集结。

郑位三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南京、六安抵达安徽，在六安时便获知高敬亭已达成协议，迁军部到七里坪，省去了寻找高敬亭的时间。他们9月初到达七里坪，顺利与高敬亭会合。

郑位三与高敬亭碰面时，部队已经被改编为八路军，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然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尚未确定，国共两党仍在谈判博弈。汇聚七里坪的游击队员人数不断增加，听说要改编成国军，情绪越发激烈。

郑位三与高敬亭达成共识，培训班越早举办越有利于稳定军心。但培训班名义却成难题。虽为抗战目的，但政策尚未明朗，且双方刚停战，不能以战争名义办班。多次讨论未果，最终郑位三决定以“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开办。

经过准备，10月初第一期“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在七里坪开班，200多名战士参加。授课主讲由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肖望东等人承担。郑位三资历最高、代表中央，讲得最详细。

开班第一天，就有人质疑为何与蒋介石停战，有人列举国民党屠杀红军的铁证，课堂顿时变成了控诉蒋介石的声讨会。

郑位三深知这些游击队长期隐蔽山区，信息闭塞，与中央断联，对全国形势和合作政策不了解，是产生抵触的根源。

他经验丰富，允许大家发泄情绪，听完后才开始正面讲解。

他根据延安带来的中央文件，详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讲明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暂居次要，只有内部分裂停止，才能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大多数人理解了，但仍有少数人迷茫。他便讲了个比喻：“一家两兄弟互相吵架打架，突然来了强盗，要抢东西砸房子。你们说，这两兄弟该怎么办？”

“只能团结一致，干掉强盗！”有人抢答。

“对！只有兄弟团结，才能保卫家园。国家也是一样。日本人已侵入我们的土地，国共两党怎能继续内斗？”

“当然不能！”

“所以，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团结一切力量，击败日本侵略者，驱逐他们出中国。”

教室里响起热烈掌声，不少人竖起大拇指：“中央代表水平高，说得我们服气。”

思想矛盾得以化解，培训班进入平稳阶段。大家认真学习、刻苦训练，精神焕发。后续从深山赶来的战士，也陆续参加第二、第三期培训。

然而，好景不长。数天后，驻地出现新危机，情绪波动比前次更激烈。一石激起千层浪，传遍各驻地。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满腔愤怒，甚至有人冲进军部蔡家祠堂，质问领导：“到底是不是要骗我们，把大家带去做叛徒？”

风波的导火索，是司令部发出的换装命令。

就在“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如火如荼进行时，国共双方关于长江以南红军改编达成协议。10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四个支队。大别山红28军与桐柏山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第四支队，辖第七、八、九三个团，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有了明确番号和合法抗日身份，尤其高敬亭仍为司令员，战士们心情振奋，期待早日冲锋陷阵，击败敌人。

红28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九团后，战士们依然穿着红军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忽然，国民党送来大批军用物资，其中包括制式服装。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军的军服，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格外刺眼，仿佛在嘲讽战士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没多久，司令部通知换装，要求全员穿上国民党服装。

怒火瞬间爆发。

“这还不是投降？连衣服都要穿国民党的！”战士们如见恶魔般盯着青天白日徽怒骂，早忘了郑位三耐心劝说的话。

“我当的是红军，不是白狗子，怎么穿白狗子的衣服，戴白狗子的帽子？”

一干部站起来说：“老子宁愿回家种地，也不愿穿这身国民党衣服，脸都丢尽了。”

“抗日是抗日，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打鬼子不一样？穿了他们衣服就是白狗子，这不投降是什么？”

强烈抵触情绪弥漫七里坪，波澜未平，新波又起。

郑位三知道症结所在，若不及时化解，必引大乱。此事虽严重，但不难解决，因陕北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也经历过类似思想波折，最终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统一了思想。因此，他对国民党服装到来早有准备。

正式换装前夕，郑位三召开全体将士大会，通俗讲解“青皮红心”理念：“中央方针很明确，我们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但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我们就像西瓜，外皮绿，里面红。枪弹、服装、薪金虽由国民党提供，番号也是国民党的，但我们只接受他们物资，不允许他们插手我们队伍。我们打鬼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不受国民党约束。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不受任何限制。”

郑位三一边讲述，一边举例八路军抗战经历。最后问：“有人给你后勤保障，只需负责打鬼子，怎么打由自己决定，你们还不满意吗？我们穿的是国民党衣服，戴的是他们的军帽，但我们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那颗红心，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青皮红心’。”

话语生动有力，人人折服。大会结束时，战士们个个精神焕发，兴高采烈。为顾全大局，纷纷换上国民党军服，戴上青天白日徽。

在郑位三的指导和帮助下，高敬亭顺利完成红28军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任务。1938年3月，按照中央指示，高敬亭率部离开七里坪，东进皖中，正式投身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