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军队大整顿时，各大单位政委进行调动，作为成都军区军政主官的秦基伟、刘兴元打破任职惯例。秦基伟从司令员调任北京军区政委，而刘兴元从政委转为军区司令。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军区正职中，也就他俩从的任职发生过转换。

刘兴元是四野出身的将领，在中将里是倍受重用的将领。1959年，被提拔为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在工作任职到1972年，期间担任广州省军区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被称为“三个第一”。

1972年调任成都军区后，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省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被称为“四个第一”。之前是三个第一，因为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一直是韦国清担任，而他的主要精力在广西地方，更多是挂职。

1975年10月，上级对军区领导班子进行变动，改任他为司令员。他曾经向军委首长表示，自己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当司令不合适。上级没有批准，他也从政治工作转为战备和训练方面。

上级基于什么原因，打破常规任职呢？

从经历来说，刘兴元长期干政治思想工作，也干过军事教育、卫生工作。在解放战争时，长期在作战部队担任主官，如果说经验，也是这个时候积累的，但并没有单独指挥过部队作战。

如果结合后来的问题，再回头看这次调整，或许也能得到某种答案。

军队要整顿，按照军政分工，应该是政委来抓具体工作，因为都是以思想为主，如肿、散、骄、奢、惰，也要抓干部平反落实工作。上级把他调为军事主官，也不再兼任地方职务，第一政委地方负责人兼任，陈先瑞为第二政委，政治思想方面他就不便多过于干涉呢？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脉络上，似乎可以印证这一点。

1977年，展开揭查批运动时被点名。也在这一年调离，到新成立的军事学院担任政委，但实际上并没有到职工作。

他的搭档陈先瑞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1975年因大军区政工调整，秦基伟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陈先瑞从北京军区政委调任成都军区政委。过去俩人也没有交集，一个出身红1军团，一个出身红25军。解放战争一个在东北打仗，一个在陕南军区任职。解放后两个任职一南一北。

陈先瑞刚到军区工作没多久，因旧疾复发而离开军区，到北京休养治疗。1977年重返成都时，叶帅告诉他：对方有问题，但还要继续使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陈先瑞说自己始终保持距离。

1984年，上级对他作出审查和处理意见，认为他过去在运动中有问题，同时也指出当时历史条件等原因，按照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这样他的待遇实际并不低。即便是正常离休，也不过是大军区正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