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年参加高考的1335万名考生走出考场，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大学的时候，1222万名高校毕业生也走出了象牙塔，开始步入社会开始工作谋生的人生阶段。

根据教育部及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本科总录取人数预计达501.8万人，‌本科平均录取率为37.6%‌，较2024年（36.5%）提升1.1个百分点，新增约23万个本科招生名额。其中公办普通本科录取人数约380万，民办及中外合作项目占比约24%。‌‌

也就是说，在1335万的高考考生中，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因为分数、专业等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民办高校。

而在高考考生逐年增加的这些年，民办高校们的学费却是水涨船高。“民办大学成了最赚钱的提款机”这个话题甚至一度成为网络热搜。

根据教育部和各地发改委公布的资料，2025年全国民办本科高校的平均学费达到2.3万元/年，比上一年多了879元，涨幅3.9%。

本应是高等教育补充的民办高校，首先当以育人为根本目的，但部分学校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教育的公益性质被削弱，从开办初心、教育过程到结果评价，都更倾向于经济利益，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本质。

教育部统计显示，2022年全国民办高校占高校总数28%（共764所），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仅占高教总投入的7%。收入结构中，学费占比普遍超80%（公立高校仅占20%-30%），生存高度依赖“人头费”。

也正因为此，招生成为各个民办高校经营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因为只有招到更多的学生，才会有更多的收入，而教学质量、实习就业往往都成为次要考虑的问题。

2022年《中国青年报》调查报道就显示：山东某科技学院被曝将招生指标分包给中介，每生佣金高达1万元。学生入学后发现实训设备陈旧，教师多为无资质兼职人员，企业合作实习实为流水线打工。

2023年央视曾经曝光：河南某商贸学院以“包就业”为噱头招生，实际将学生输送至合作企业充当廉价劳动力（月薪不足2000元），校方从中收取“管理费”。学生维权时发现，合同中的“校企合作”实为校方控股的空壳公司。

民办高校生源质量总体上不如公办高校，在生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一些民办高校为了招生，过度依赖营销手段，甚至发布虚假招生信息，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提升教育质量上。同时，为了弥补生源不足带来的收入缺口，只能提高学费，形成恶性循环。

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与资本逐利性一直以来都存在冲突，资本要求短期回报的属性，教育需长期投入的本位一直都是对立的。

而各个地方为GDP放任民办高校扩招，对课程质量、资金流向监管形同虚设，民办高校又因为无财政拨款，土地优惠缩水，优质师资向公立高校集中，更是凸显出高昂学费下的低质培养体系和就业安排质量。

民办高校的监管是否毫无办法？也并不尽然。

以浙江为例，曾经在几年前，就推出“民办高校星级评估”，对连续两年评估不合格的6所院校，缩减30%招生指标，倒逼其投入2.3亿元整改实验室，并且强制公开学费资金流向（如规定≥60%用于教学支出）；建立“黑名单”制度，对虚假宣传、克扣学生实习薪酬的院校吊销办学许可。

越来越多的地方，要求公立高校对口帮扶民办院校（共享课程、师资培训），比如像复旦、交大这样的公立高校，向民办院校开放实验室、图书馆资源，互认学分，民办院校教师可申请公立高校职称评定，建立民办高校教师与公立教师同等职称评审通道等，2023年已经覆盖21所民办高校）。

而在其他国家的民办高校管理中，也有不少值得参考的例子：

日本： 私立大学占高校总数77%，但《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规定：接受国家补贴的学校，董事会必须有50%以上教育界人士，限制资本干预教学。

德国： 民办高校学费不得超过公立校的2倍，且需将盈余的80%再投资于教育设施。

如今国内民办高校的异化，暴露出“教育产业化”与“人才培养规律”的根本冲突。

唯有通过：刚性政策阻断资本无序扩张（如禁止关联交易、限制分红比例）；以质量评估替代规模竞赛（将就业质量、师生比纳入招生指标核定）；打通民办与公立资源的流动壁垒，才能让民办高校从“生意场”回归“育人场”。（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