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严酷的自然条件，对参加了这一伟大征程的中央红军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一点，对于那些女同志更甚，尤其是成了家的女同志，不仅要忍受大自然的考验，有些人还忍受了生孩子的痛苦。

对此，贺子珍的外孙女在提到母亲李敏娇娇这个名字的来历时，说：

“娇娇这个名字，据说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起的。娇娇的姐姐、外婆长征中所生的女儿和邓发夫人所生的女儿，也是由她起的名字，叫“双凤”。只是这两支红军队伍留下的凤凰，从此没了下落。”

1935年，贺子珍跟随休养连行军，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时，突然感到肚子阵阵作痛。那一刻，贺子珍预感到要分娩了。

于是，战友们便为贺子珍在路边找了一间屋子，并把休养连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为她接生，其他人则继续前进。

虽然是一个屋子，但屋子里却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有一个破门框还留在那里。

贺子珍的产床，就是一个担架。贺子珍生完孩子后，都没有来得及休息，便由担架员抬着继续向前，追赶部队了。

当时，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见证着她在这次分娩中，所受的苦难。

这便是长征中，成了家的女性可能要面对的艰辛。而这些，都是因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中“围剿”失败，必须要承担的后果。

1934年10月，在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下，中央苏区已经无法再为中央红军提供栖身和发展的条件，不得不撤离。

此时，中央红军再也没有了更好的选择，真的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只剩下突围一条路了。”

在见到刘英时，毛主席开玩笑说：“刘英，你怎么不找爱人呐！该结婚了。”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的刘英已经29岁了，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林蔚，也已经牺牲五六年了，就算再找一个心仪的爱人，也在常理之中。

然而，刘英却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对此，毛主席一直都十分疑惑，这才开玩笑问起。

听了毛主席的话，刘英也不害羞，而是大大方方地说：“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刘英的话，也从侧面反映了作为一个革命女性，需要承担和男性不一样的痛苦：在艰苦的条件下，生育和抚养孩子，为革命培养接班人。

那时候，毛主席虽然乐观，但对于中央苏区的前途却感到十分担忧。而这种担忧，也写在了毛主席的脸上。

毛主席回到家里后，贺子珍发现丈夫不太对劲，便问：“你今天怎么了? 好像出了什么事？”

毛主席知道夫人贺子珍是一个坚强的人，便没有隐瞒，对她说：“我们的队伍坚持不住了，要撤离苏区。”

不久后，中央红军便开始了长征。

当时，根据上级的规定，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带走，而可以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也只有34名。

然而，在出发时，实际跟随部队转移的只有30人，分别是：蔡畅、贺子珍、邓颖超、陈慧洁、王泉媛、邓六金、甘堂、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伯钊、李坚真、邱一涵、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钱希均、萧月华、曾玉、谢飞、谢小梅和廖似光。

一路上，这些女红军表现得十分坚强，虽然日子过的非常艰苦，但却从不叫苦叫累。

那时候，成了家的女红军要比没有成家的女红军，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些人还吃了分娩之苦。其中，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和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1935年，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怀孕数月的陈慧清，临产了。

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不时将炸弹扔下来，而地面上还有敌人尾追而来，交火的枪声从不远处传来，清晰可闻，情况十分危急。

然而，陈慧清分娩时刻到来，却无法阻挡。

那时候，为了确保陈慧清和孩子的安全，董振堂带领红五军团回过头来，布置了阻击阵地，专门为陈慧清生孩子争取时间。

最终，陈慧清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对于贺子珍生下的女儿和陈慧清生下的女儿，战友们都十分喜欢。在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邓颖超说，两个女孩都叫“双凤”。寓意她们两个在长征中诞生的女孩子，就像凤凰一般珍贵。

大家虽然对贺子珍和陈慧清新生的两个女儿十分喜欢，但却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而无法带走，只好把她们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抚养。

最终，贺子珍和陈慧清生下的这两个女儿，一个也没能找回来，实在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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