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我人民解放军二十二万余大军越过绵延五百公里的中越边境，对黎笋政权实施了惩戒行动。消息一经传出，犹如一颗石子入水，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本东南亚一隅因越南入侵柬埔寨就战火频频，如今中国“惩戒”越南，更是让东南亚局势乱成了一锅粥。这年二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越、美、苏、中等多国代表吵得不可开交。争论的焦点自然是新近爆发的中越战争！那么，我国高层和外交人员又是如何面对这场乱局角逐的呢？

一、越南苏联同发难

面对中国军队的进攻，越南代表率先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佯作弱小发难。

1979年2月17日开战当天，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表示：“中国当前的行为对越南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维护越南的权益，我坚决要求联合国对中国采取严厉制裁措施！”

为了能够在联合国博取同情，越南代表何文楼先是试图拉拢不结盟运动国家，不断强调中国“以大欺小”，呼吁国际社会干预。之后，越南还提出与东盟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试图缓解东南亚国家对其扩张的担忧。

好在我国已经于1971年就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能够直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声，而不必吃黄连当哑巴。

为了驳斥越南人的谎言，中共中央将外交任务交给了已经有八年联合国工作经验的陈楚。

已经在联合国待了八年的中国代表陈楚一上来就毫不客气地指明了越南黎笋当局才是目前两国战争的主要责任方，中越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是越南率先挑起的。

同时，陈楚还向安理会提供了确凿的书面证据和视频资料，证明黎笋当局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

作为越南靠山的苏联自然不会保持沉默，何况攻击的对象还是已经互为仇雠的中国，苏联人就更加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声指责中国的“侵略”行径，袒护越南了。就这样，苏联代表团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互相吵了起来。

面对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帮腔，陈楚同样不落下风，指责苏联纵容越南向中国挑衅和入侵柬埔寨。言辞之间，锋芒毕露又不失风度，情感丰沛而不失义理。

二、联合国会场大辩论

一时间，联合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艰难斡旋于各方势力之间，维持着中、苏双方微妙的平衡。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联合国安理会内的外交角力便已紧锣密鼓地展开。围绕着如何应对这场冲突的决议草案，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挪威、葡萄牙、英国和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举行了关于“东南亚形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辩论。在经过了2月23、24、25、27及28日的五次会议大辩论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分裂。

2月23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率先提出了一项草案，谴责中国的侵略行径，要求中国立即全部撤军，并赔偿越南的全部战争损失，同时呼吁各国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

2月24日，我国代表团也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份草案，呼吁越南立即从柬埔寨撤军。面对我国提出的草案，以卡尔莫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警告说，苏联将不会赞成一个不谴责中国及要求它撤军的决议。

尽管是中越两国在打仗，可谁都知道，越南的背后站着苏联，中苏两方代表争锋相对，毫不退让，一时间，联合国会场内充满了火药味。

这场持续了五天的辩论，或说“吵架”，是严肃且激烈的。苏联和我国各自提出的提案，由于鲜明的立场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以在安理会获得必要的支持票数。

局势在3月18日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在我国宣布军队完成从越南领土的全部撤离后，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精心拟定的一份新决议草案被正式提交至安理会。这份草案迅速成为焦点，它巧妙地运用了外交辞令的模糊性，将交战方统称为“冲突各方”，并敦促“各方”立即撤军。这种措辞刻意回避了对中国的直接谴责，使其在表面上显得更为“平衡”。

东盟国家不赞成中国和越南的侵略行为，并且要求它们各自撤军。以安德鲁·杨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也表态赞成东盟国家的立场。

对中国代表团而言，东盟提出的决议是可以接受的，其核心原因在于：草案明确要求越南必须同时从柬埔寨撤军。这与我国在印支问题上反对越南干涉柬埔寨的核心立场相呼应。因此，我国并未对东盟提案表示强烈反对。

然而，这份看似获得较多支持的草案，其命运却笼罩在苏联作为常任理事国手上持有的一票否决权的巨大阴影之下。

苏联代表卡尔莫夫对草案的措辞极度不满，尤其是其使用“冲突各方”的提法模糊了“侵略者”与“受害者”的界限，更对其中只字未提谴责中国感到愤怒。苏联明确表示将动用一票否决权阻止其通过。

安理会内部面临着一个艰难抉择：如果强行推动东盟决议付诸表决，其结果不仅是必然招致苏联的否决，更将引爆中苏两国代表间更为激烈的公开争吵——这种超级大国在安理会舞台上的激烈对抗，正是包括不结盟运动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成员国深感忧虑并极力希望避免的。

更深层次的顾虑在于，一旦东盟决议在苏联否决后仍获得广泛支持，可能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负面的印象：即安理会的主流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接受一份“亲中国”或明显对越南不利的“一边倒”决议。这种印象对于力求在两大阵营间保持微妙平衡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外交压力。

为了严守中立立场，避免更深地卷入大国纷争的漩涡，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原本可能支持东盟草案的国家——最终选择了沉默和退却。

联合国方面最终的结果令人失望。在整个战争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任何一项旨在调停冲突或表明立场的实质性决议。

这一令人沮丧的结局，辛辣而精准地印证了联合国总部内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发出的感叹：“当大国之间发生激烈争论时，联合国的作用就消失了。”

三、高层的外交谋略

尽管联合国在中越战争期间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好在，中国领导人向来不把希望寄托于他人之手。毕竟中苏双方真正的角力并不仅仅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在安理会之外，苏联总理柯西金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都曾公开发声，措辞激烈地指责中国的进攻是“野蛮的侵略行径，”要求中国立即停止侵略战争，并且警告中国，如果不停止对越南的“侵略”，苏联将“信守苏越条约”。

在解放军朝着河内高歌猛进之时，受苏联拉拢的古巴也警告中国说：将向越南提供援助，如果必要的话，将派遣武装部队。

为了安抚越南，1979年3月10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访问印度时向河内作了这样的一个许诺：“由于苏联没有在军事上卷入这场战争，因此，苏联就有义务在战争之后对越南提供援助了。”

面对苏联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展现出超常的战略定力。他们的反应既不是恐慌退让，也不是鲁莽对抗，而是想出了一套精妙到不亚于在钢丝上跳舞的应对方案。

在军事层面，邓小平作出了一个令前线将领费解的决定——禁止空军参战。

一方面，越南的防空网全是中国专家当年亲手帮助建立的。谅山地区24个防空导弹阵地中，18个是中国援建的，威力之强，自不必多说。另一方面，邓小平深知，一旦动用空军，不仅损失大，更可能给苏联提供介入的借口。

不动用空军直接参战，便可以将战争规模和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至于过分挑拨苏联这头“北极熊”的神经。

在外交层面，早在战争发动前，小平同志就进行了大量外交准备。为了能争取到更多国家支持，揭露越南的霸权野心，邓小平先后访问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国，阐明中方立场，也即：中国将全力维护亚洲及东南亚和平，遏制越南的扩张主义。

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的长袖善舞用处很大，为我国出兵“惩戒”越南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而不至于被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黑成“侵略者”。

相比之于我国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要相形见绌的多。尽管勃列日涅夫喋喋不休地发出警告，可他们却并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只是派遣运输机向越南空运武器，在新疆边境部署坦克，以及在越南金兰湾海岸部署海军力量。

在整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苏联的表现就像是毛主席形容的“纸老虎”，看着唬人，实则一戳就破，除了起到一些可有可无的震慑作用之外，再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在全程会谈中，这位曾咆哮联合国，又曾嘲讽邓公身高的苏联高官对越南问题只字不敢再提。显然，我国高层的战略定力赢得了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