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也是我党长期以来的优秀情报工作领导者潘汉年因为一份隐藏12年的材料报告被抓,毛主席得知后雷霆大怒,亲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自此,潘汉年的后半生已成定局,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的批示,其实也不过是他重复19年前的话罢了。
潘汉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本来是干文艺战线工作的,但随着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特科在上海内部不得不进行“大换血”,潘汉年被调到上海,担任特科二科的科长,从此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此时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工作很艰难,1933年,随着“左翼”作家丁玲以及他的堂兄被捕,为了以免潘汉年受到牵连,党组织将他撤往了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潘汉年做了一件“大事”,当时他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前往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缓冲了红军面临的压力,只是由于国民党围剿第十九路军,我党也无法前往福建,所以这件事只能搁浅,不过促成这件事,确实潘汉年出了很大的力。
对于潘汉年这个年轻,又懂宣传,并且还会领导秘密工作的人,毛主席是很青睐的,只是一件事的发生,让毛主席对潘汉年失去了一定的信任。
遵义会议后,博古交给了潘汉年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跟陈云兵分两路,分别是陆路,水路,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内容。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上级,就是共产国际,长征以来,中共已经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今“遵义会议”的召开,张闻天成为了党的的实际负责人,毛主席是核心,这件事必须要说清楚,
因为共产国际作为苏联领导的一个共产党联合组织,他们有权决定各国党的路线、策略和各国党的领导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国党的决定,派潘汉年和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其实就是我党要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5年2月,潘汉年化装成为商贩,南下云南,经香港转上海,走海上,最终于9月抵达莫斯科,实际上此时陈云已经在潘汉年之前来到了莫斯科,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具体情况,甚至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已经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事后,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原名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共产国际的情况张浩很坦然,他10月从莫斯科离开,一个月后就回到了陕北。
而潘汉年要稍微晚一些,他主要是留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用时3个月。
学完密码后,潘汉年此时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回国,并将密码内容交给中共中央,可事实上,潘汉年却没有这样做,他听从了王明的话,去和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谈判国共合作一事。
说起来这件事就很搞笑?难道潘汉年不知道此时中共中央是谁说了算吗?王明有什么权力去给他分配命令?并且代表中共中央呢?此时能够代表中共中央的,只有毛主席一个人。
也不知道当时潘汉年为什么想不通这个道理,他到了国民党那边,找到了邓文仪,后来国民党的陈果夫一听潘汉年是听王明的建议来的,而不是听毛主席的话来说,他就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位铁道部的次长出面敷衍了一下潘汉年,便打发他去陕北。
这一来一去,潘汉年白白浪费掉了很多时间,当他到陕北时,已经是1936年的8月,毛主席对潘汉年的做法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潘汉年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却先去办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这一年是1936年,潘汉年尽管做错了事,但考虑到潘汉年的能力,毛主席还是对他委以重任,只是1943年发生的一件事,再次让毛主席对潘汉年失望了。
1939年,潘汉年奉命前往上海加强对敌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汪伪政府的特务李士群有了联系,并安排著名女作家,红色特工关露担任两人的联络人,从这一年到1943年,在此期间,李士群确实为潘汉年提供了不少情报,可到1943年,随着日伪军开始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
潘汉年也突然失去了与李士群的联系,为了获取具体情报,潘汉年决定亲自去上海走一遭。
至此,潘汉年已经身不由己,他在李士群的胁迫下,于南京秘密见到了汪精卫,至于他与汪精卫说了什么,已经不重要,因为从后来的发展看,他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组织的事。
但这件事,是很有影响的。
作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头子,你去和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汉奸见面,无论出于那种情况,出了这件事后,一定是要在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的,可潘汉年却是将这件事给刻意的隐瞒下来。
直到1955年,潘汉年将这件事写成了材料交给了党组织,这时候,距离当年他面见汪精卫,已经过去了12年的时间,毛主席看完潘汉年的材料,怎么可能不愤怒呢?党组织对潘汉年如此的信任,他是怎么回报党组织的?
再联系到之前,也就是红军时期的那件事,毛主席对潘汉年的信任度,直接归零,这当然也是潘汉年后半生悲剧的主要原因。
情报工作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工作,那是在刀尖上起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请客吃饭,至于潘汉年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已经无迹可寻,真是令人遗憾,如果他当年没有隐瞒,他的人生又怎会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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