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6日清晨，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的铁丝网在晨雾中若隐若现。220名中国战俘被日军从集中营押送至此，他们双手反绑跪在沙地上，面前站着刚入伍的日本新兵。

这场代号"胆量特训"的刺杀演练持续四小时，直到所有战俘倒在血泊中。四天后，第二批121名战俘被驱赶至同一地点，其中包括50余名抗大女学员。

日军将训练场设在赛马场东北角，此地原本是晋绥军马匹饲养区。1942年扩建后，场地中央竖起十米高的木架作为刺杀标靶。

据战后审判档案记载，每次训练前日军会从"太原工程队"集中营挑选战俘，这些战俘多数在太行山"春季扫荡"中被俘，已在集中营遭受数月奴役。

工程队遗址现存的两排瓦房，每间不足十平米，曾容纳过五百名战俘，他们睡在潮湿的草席上，伤口溃烂也得不到救治。

第一次屠杀开始前，日军要求战俘脱去上衣。22岁的抗大学员李秀英因藏匿发报机被捕，此刻正被两名日本兵架着胳膊。

据幸存者赵培宪回忆，当刺刀刺入前排战俘心脏时，后排有人开始挣扎，日军教官立即挥刀砍断试图起身者的脚筋。

唯一逃脱的赵培宪事后描述，日军采用"车轮战术"：每组新兵刺杀五人后轮换，确保每个士兵都完成三次刺杀动作。刺刀卷刃后，日军改用绑着铁丝的木棍猛击战俘头部。

下午三点，日军宪兵开始用刺刀挑开尸体寻找"未致命"目标，对尚有气息者补刀。

第二次屠杀针对的是更顽强的抗大学员。50名女兵被剥光衣服绑在木桩上，日军新兵需用刺刀挑开她们缝在内衣里的密信。23岁的通讯员陈玉梅因紧握怀里的《论持久战》被刺中腹部。日军为震慑其他战俘，将三名女学员的尸体悬挂在赛马场入口的牌楼下。

这场暴行背后是日军系统的战争机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为培养"战争机器"，每月从国内征召2000名新兵入伍。旅团长津田守弥在1942年6月的作战会议上明确指示："要让新兵亲手割开三十个中国人的喉咙，才能成为真正的帝国军人。"

为此，日军在太原工程队设立细菌实验室，强迫战俘感染鼠疫后进行活体解剖，为刺杀训练提供"不会流血的教材"。

战后东京审判中，赵培宪作为主要证人出庭。他展示的染血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两次屠杀的日期、人数及日军指挥官姓名。

1956年，主犯安尾正纲在太原军事法庭承认："那些女学员至死没有屈服，她们的眼神让新兵们恐惧。"法庭判决书显示，参与屠杀的137名日军士兵中，12人被判处绞刑，其余终身监禁。

如今的小东门旧址上，几株百年槐树依然挺立。树皮上的沟壑里，偶尔可见当年渗入土壤的铁锈色痕迹。2015年修复工程队遗址时，工人们在地基下挖出七具呈放射状排列的白骨，经鉴定为刺刀贯穿胸膛后倒地挣扎形成的特殊姿态。

这些沉默的遗骸，与赵培宪1998年捐赠的血衣碎片一起，陈列在太原市档案馆的玻璃展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