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孤独的政治家，他背后站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可到了最后，连自己的葬礼，也冷清得像一场误会。

分裂的英雄

1975年4月30日，西贡沦陷，装甲车冲进总统府，南越政权投降。

镜头扫过街头，年轻士兵举着北越红旗，站在坦克上高喊口号，镜头之外，一个名字被反复提，黎笋。

但他并不在现场，他在河内，在最高司令部，紧盯每一条作战电报。他早就不需要前线了。

西贡的沦陷，不是一次偶然，他为这一天准备了整整二十年。

1950年代，黎笋被派往南方，担任越共南方局书记，他直接插手战场，反对妥协。

主张武装斗争，拒绝政治谈判，连胡志明也拿他没办法。

“我们不能让美国人以为这里好欺负。”他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决定扩大游击区，随后三个月，三百多个村庄易帜。

他设立地下政府，成立“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由北越秘密供给武器和粮食，他要的不是谈判桌上的胜利，而是战场上的割喉战。

1968年，他主导策划“春节攻势”，大年初一，数十万越共武装分子冲进南越核心城市。

西贡、顺化、岘港，几乎一夜沦陷，美国使馆被攻入，五角大楼震惊。

那一夜，美军开始怀疑战争能否打赢，华盛顿的耐心崩塌，撤军的日程开始加速。

这场战争，是黎笋赌上的一切，他不信和平，他不信外交，他只信铁与火。

胜利之后

战争结束，他站在最高处，但没有掌声，只有问题。

统一之后的越南，是一片废墟，北方几十年战火不断，南方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工业几乎瘫痪，南越城市里积压着上百万“待转化分子”，黎笋却拒绝南方模式，坚决推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毒害越南，”他公开说，“统一的越南，只能有一个方向。”

于是，南越的大户被抄家，私企被国有化，百万“资产阶级”被送去再教育营，整个西贡，像被掀了屋顶。

很多南方人当时说，他们被“解放”，但家却没了。

他在和平时期，仍然选择用战争的逻辑管理国家。

吞不下的野心

1978年，他又开了一场战争，这一次是进攻柬埔寨。

红色高棉政权杀戮成性，越南以“维护地区安全”为由出兵，但真正原因，是边境冲突，和越南在中南半岛的野心。

战争开始不到半年，越南陷入泥潭，柬埔寨丛林潮湿，补给线冗长，红色高棉转入游击战，越军死伤飙升。

每年军费支出超过全国财政的三分之一，国内物资开始断供，城市排队买米的长龙延伸两公里。

中国中断援助，转向支持红色高棉，中越边境局势恶化，黎笋命令40万军队常驻前线。

全国总兵力达到120万，占总人口2%，这在当时的世界，仅次于苏联。

越南官方称之为“保卫祖国”，但老百姓的说法更直接：“我们把饭都给了士兵，连孩子都吃不上。”

1981年，河内一名女工接受法新社采访，被问及国家现状，她只说了一句：“希望我们下一任领导人，让我们吃饱。”

这句话传回国内后没有被封杀，而是在酒馆、工厂、市场口口相传，它成了那个年代最直接的控诉。

国葬冷场

1986年7月，黎笋去世，河内降半旗，国家为他举行国葬，场面隆重，规格堪比胡志明，但街头冷清，没有自发哀悼，没有人泪流满面。

只有部队、官员、政府人员列队，普通人站得远远的。

一位法记者写道：“黎笋的葬礼，不像送别一个英雄，更像结束一段漫长的误会。”

而在他死后的那个冬天，越南政府宣布货币改革，币值腰斩，物价暴涨三倍，有人说，那是黎笋留下的最后“遗产”。

被切割的历史

他的名字没有消失，但被压缩、简化，逐渐从教科书中淡出，他的照片仍挂在一些会议室里，但没有人提起他关于柬埔寨的讲话。

越南政府后来对他的官方定位只有一句：在民族解放中做出“重大贡献”，经济、外交、改革，没有提及。

1986年底，长征上台，一纸文件下令全面转向“革新开放”。

撤军、改革、与中国建交，几乎在一年内推翻了黎笋的所有政策。

而那张官方发布的“路线转向”通知，后来被越南学界称为“间接的罪已诏”。

没有人直说他错了，但所有行动，都在否定他。

被抛弃的路线

1985年，越南物价失控，市场上，一斤米的价格可以在一周内翻两倍，市民跑到商店排队，排到时只剩盐，医院药品耗尽，医生用开水擦伤口。

这是黎笋遗留下来的国家。

为了“整顿经济秩序”，政府推出一项“调价+换币”政策。计划是：物价统一，控制通胀，打击投机。

但没人告诉老百姓，换币当天清晨开始，银行窗口只开六小时。

当天上午，数千人涌进国营银行，争相兑换旧币，有人手里攥着整麻袋现金，抱着孩子排队，到中午，有人直接在柜台外昏倒。

很多人，带着几年的积蓄，一分钱没换回来。

接下来的三个月，越南爆发大规模通货膨胀，部分地区月通胀率超过100%，政府紧急限制现金流通，但效果为零。

那年冬天，粮票断发，黑市暴涨，南部一些省份的家庭卖掉全部家具，只换回一袋米。

一名老兵在报社来信中写道：“我为国家打了十年仗，最后吃的是稀饭和羞辱。”

军队开始私卖武器换钱，运输部门以“战时机制”为借口中断物流，官员大量流失，经济失控，财政瘫痪。

1986年，党内终于爆发激烈争论，以长征为首的改革派，提交路线更改提案。

主张全面革新，逐步私有化，放弃意识形态输出，承认战争政策失败。

有记录的那场会议里，有一位元老站起来问：“我们为统一牺牲了三百万生命，最后换来的是饥饿和怨恨？”

没人回答。

几个月后，黎笋死，改革全面启动，他的政策被成批废除，他的文件被封存，他的忠实追随者，被调离要职，或退或休。

没有清算，也没有清明。只是迅速抹去。

中越分岔口

同样是1978年，中国也站在岔路口，但选择了另一条路。

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与越南相差不多，人均GDP、工业产值、粮食供应，都处在低位。

两个国家，都刚从战争走出，资源紧张，内部问题堆积。

中国选择的是改革，越南选择的是扩张。

结果逐渐显现，到1992年，中国GDP是越南的7倍，越南那年还在谈“温饱问题”，中国在谈“个体户”、“外资引进”、“南巡讲话”。

越南国内舆论开始变化，不少知识分子提出疑问：“如果1978年，我们不是出兵柬埔寨，而是开放南越，我们现在会在哪？”

有文章写道：“我们本有机会，成为东南亚的桥梁，但我们选择做了炮台。”

这种声音开始出现在高校讲座、地方期刊，也出现在基层干部的谈话中。

当年参与南方改造的老干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一个敌人手里夺下南方，然后自己把它毁了。”

现实打脸得干净利落，1991年，中越关系恢复，同年，越南主动申请加入东盟，走向区域合作路线，这是黎笋生前最反对的两件事。

1993年，《越南近代史》新版教材删去了对“柬埔寨出兵”的具体描述，统一战争仍然被称为“伟大胜利”，但不再提“黎笋领导”。

到2000年，越南几乎完全实现经济自由化，外国品牌进入，私营经济成为支柱，外资成为国策。

城市街头的标语，从“准备战斗”变成了“服务发展”。

黎笋留下的，只是历史悬而未决的一问：“国家的胜利，能否抵消人民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