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我国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推出了行政级别工资制度，而行政级别一共有24级，工资由45元到590元不等。

工资制度下发后，各个机关的干部和同志们应当如何定级，不同级别的干部应当领什么级别的工资，因此主管评级的工作人员一度陷入了繁忙之中。

大部分的干部可以按照职务和规定来进行评级就行，少部分会有一些更改，也都可以解决。可是工作人员在评到一位湖北老人时，却一时没有了注意。

这位老人之前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一直赋闲在家没有任何职务，这该如何评定呢？

既然拿不定主意，他们只好汇报了上去，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后，经过商议决定将这位老人定为行政3级的红字，享受副总理待遇。

这位湖北老人就是郑位三，他究竟做了什么贡献竟然可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呢？又因为什么缘故一直赋闲在家呢？

从进步学生到鄂豫皖苏区领导人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于1902年出生在湖北红安，从7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受教于郑锡云老先生，他经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他自小聪明好学，肯动脑筋，爱想问题，对老师讲的课，听得十分认真，记得很清楚，常常会提出一些连老师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也深受老师的喜爱。

16岁时，他离开家乡到武昌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成绩中名列第三，郑锡云老师就他改名为“郑位三”。

1922年夏，郑位三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他本可以进入武昌高等师范继续读书，但他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腐朽后，立志于走革命道路，毅然回乡，利用教书的机会，宣传马列主义并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5年，郑位三光荣地加入了党，自此开启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6年10月，郑位三成为我党的黄安县县委委员，农民协会的常务委员，是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与此同时，他与吴焕先利用“红枪会”的形式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而这支武装部队后来成为农民自卫军，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郑位三建立起新的黄安县县委并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于9月组织领导了黄安秋收起义，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他为起义做了许多重要的准备工作，但因病没能参加起义。

1930年6月，鄂豫皖苏区正式成立，郑位三在其中参与建设工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中央委员，第二届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苏区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郑位三在危难之际，接任了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职务，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4年11月，郑位三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25军政委。随后，又受命带着红25军调任到鄂豫陕边负责创建新苏区。

优秀的指挥作战能力

1937年7月，红25军主力部队决定西征，而郑位三作为鄂豫陕特委书记，留在了陕南地区，继续与敌开展游击战争。

此时陕南地区，敌军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力求将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全部消灭。在这样的危机时刻，郑位三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将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武装整编为红74师统一领导。

随后，郑位三准确分析完敌情后，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指挥红74师先后三次打破了敌人的“围攻”。

1936年秋，敌人再一次调集重兵在鄂豫陕根据地进行“围剿”，郑位三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军后方活动，再一次痛击了敌军。

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务和红74师，独立对敌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使红74师由最初的600余人，发展到了2100余人。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郑位三才带着这支部队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改编为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1937年夏，郑位三受命返回鄂豫皖边区，发动和领导人民抗战。随后，一直奋斗在鄂豫皖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赋闲在家不忘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因长期奋斗在战争前线，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伤，经中央的同意，回到湖北老家修养治病。

1955年4月，党中央把郑位三接到北京定居。8月，在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然而，郑位三却将每个月国家补助的300元津贴没有用在自身和家庭中，反而是全部捐献给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却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

虽说郑位三是在休养，但也闲不住，经常到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他曾向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提出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干部的3条标准，即“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他还强调，这3条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郑位三在养病中坚持做了两件事，一是学习研究理论；二是培养教育干部。刻苦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是郑位三的第一兴趣。

多年来，郑位三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写读书心得和写日记。他的床头柜和写字台上放满了小纸条、小卡片，无论早晚，或是一觉醒来，偶有心得，立即记上。

解放后20多年，他记下了几千张纸条、卡片，写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理论文章、报告和日记。

1967年初，郑位三也同样在这场浩劫当中，遭到了严重的批斗，受到了各种折磨。两年后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

1973年6月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郑位三获得解放，搬回原来住地，恢复原工资和有关生活待遇。但是，本就体弱多病的郑位三，在这几年的打压和劳作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情越来越严重。

1975年3年，郑位三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于7 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