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早年凭借辛亥革命的机遇崛起，1911年太原起义后成为山西都督，奠定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基础。此后，他通过军事扩张和地方治理，将晋绥军发展为拥有约30万兵力的强大武装，势力范围一度覆盖山西、绥远、河北等地。然而，1930年的中原大战失利使他的实力受挫，军队被缩编至4个军8个师，总兵力降至10万人左右。

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华北战场的前沿。1937年10月，日军沿平绥铁路进攻，阎锡山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军与中央军、川军等联合抗敌。尽管投入了约30万兵力，太原会战仍以失败告终。

11月太原失守，他退守晋西，仅剩7个县的控制权，晋绥军损失惨重，兵力骤减至4万人。此时，他的部队装备落后，士气低迷，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然而，阎锡山并未放弃，而是迅速调整策略，着手重建。

失去山西后，阎锡山深知军队的稳定是重振的基础。他首先从思想和纪律入手，借鉴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晋绥军中设立政治部，派遣政工人员深入基层。这些人员通过宣讲抗战意义和民族大义，试图唤起士兵的斗志。

同时，他提出了“铁军”理念，强调纪律、忠诚和战斗意志，要求官兵以严格的军规约束自己，违者严惩，功者重赏。这种赏罚分明的制度逐渐扭转了军心涣散的局面。

此外，他亲自参与部队管理，定期视察军营，与士兵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这种亲民作风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官兵关系，也为后续的整军工作奠定了信任基础。通过这些努力，晋绥军初步恢复了组织性和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充兵力创造了条件。

有了稳定的军心，阎锡山开始着手提升部队的战斗力。他成立了整军委员会，选拔了一批忠诚且有能力的军官，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他开办军事培训班，重点教授游击战和山地战技能。这些课程针对晋西的地理特点设计，旨在让部队在敌后作战中发挥更大作用。

训练中，他强调实战性，要求士兵掌握射击、刺杀和战术配合的基本技能。同时，他改善了部队的后勤保障，尽管资源有限，仍尽量保证士兵的基本生活需求。通过整军与训练，晋绥军的素质逐步提高。

重建军队最关键的问题是兵源和粮食。1943年，阎锡山推出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创新措施成为他崛起的核心动力。具体而言，他将18至47岁的壮丁编为三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服役3至5年；另两人为国民兵，负责耕种，保障常备兵家庭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每组家庭每年可获5石小麦或谷子、10斤棉花，土地使用权也重新分配，确保耕地充足。

这一政策既解决了兵源短缺，又缓解了粮食压力。常备兵退役后可转为国民兵，国民兵则轮换为常备兵，形成持续的兵力循环。初期，村民对政策存有疑虑，但随着土地分配的落实和粮食保障的兑现，参与度逐渐提高。到1941年，晋绥军兵力增至约12万人，装备和战斗力也有显著提升。

阎锡山的重建过程并非孤立进行，他始终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走。抗战期间，他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合作，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另一方面，他也与中共部队保持一定联系，借助八路军的经验和技术。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为他争取了更多资源和支持。

同时，他利用晋西的地理优势，开展小规模游击战，骚扰日军补给线，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些行动虽不足以收复失地，却为晋绥军赢得了喘息之机，也为后来的扩军提供了实战历练。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1年，晋绥军从4万残兵发展到12万人以上，重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支部队在抗战后期参与了多次作战，为牵制日军作出了一定贡献。

然而，重建的成功也伴随着局限性。“兵农合一”政策虽然短期内解决了兵源问题，却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一些不满情绪。此外，晋绥军的装备依然落后于日军，战斗力提升有限。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试图进一步扩军，但在国共内战中，他的势力迅速衰落。1949年太原失守，他逃往台湾，晚年淡出政治舞台。他的崛起与没落，恰如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