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版权保护已被异化为垄断工具，流量算法已经取代了艺术价值评判，导致产业生态陷入系统性失衡。创作者既赚不到钱，又图不到名，能发展起来才有鬼了。
目前，QQ、酷狗、酷我等企鹅系音乐平台垄断了80%的版权资源，就像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听觉柏林墙”，想听歌就得掏钱。结果1.1亿付费会员得以在墙内享用完整的音乐盛宴，而墙外的13亿人则被迫陷入“听觉贫困”的音乐沙漠。
要么放弃审美主权，接受消费主义的规训，要么在抖音碎片化剪辑中沦为“音乐残渣”的拾荒者。这种结构性暴力正在将音乐，异化为资本增值的数字生产资料，最终将人类感性世界彻底商品化。
此外，用户付费购买的并非音乐所有权，而是临时租赁权。会员过期则歌曲失效，连已购单买曲都无法播放。那创作者能赚到钱吗？毕竟1.1会员每年支付200多亿元费用。
呵呵！不仅想得多，而且想得美，音乐人仅分得不足10%的收益，远低于国际标准30%。用户支付的会员费中，超70%转化为平台运营成本与利润，而非创作激励。
音乐创作者的收入水普遍较低，约20%的音乐人年音乐收入超1000元，超50%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有些歌曲在网络上播放量很高，但创作者每月版权费仅几百元。比如独立音乐人歌曲播放量破亿，仅获5000元买断费，后续收益全归版权方。
平台一般会高价竞购头部歌手独家版权，使中小平台无力角逐版权游戏。比如2015-2018年‌，网易云音乐支付周杰伦曲库年费从 ‌870万元涨至‌1818万元‌，单首年成本约‌2250元。
在这种独家版权模式下，新音乐人必须站队求生。但独家协议又限制其作品跨平台传播，导致新人影响力被禁锢在小圈层，最终在流量荒漠中窒息而亡。
此外，在音乐传播过程中，为了利润最大化，算法会优先推广低创作成本、高洗脑性“流量神曲”。调查显示，精品音乐占比仅5%，男团女团低质作品则充斥榜单。
按理说版权应该为创作者赋权，结果却异化为资本收割创作剩余价值的工具，导致创作者沦为平台“数字农奴”，最终，平台借版权之名完成了对艺术生产的绝对支配。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职业创作便沦为奢侈。
即便是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强制解除独家协议后，版权方仍然掌控着合作选择权，大部分解约进展缓慢，用户和创作者远未实现“音乐自由”。那问题来了，音乐版权保护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
以前，盗版肆虐时，歌手虽然不靠歌曲本身赚钱，但却能通过大量播放赚到名气和流量，然后通过商业演出和广告代言等方式变现。只要有一首歌曲红了，歌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种模式可以让音乐突破付费壁垒，让更多人接触到多元音乐文化。部分小众作品甚至可以通过盗版意外走红，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丁香花》《爱情买卖》等，其盗版下载远超正版，反向助推歌手知名度。
《老鼠爱大米》，创单月彩铃下载量600万次，开启“口水歌致富”模式‌。《两只蝴蝶》，彩铃下载量超3000万次，农民工与白领同步传唱‌。《爱情买卖》，农业金属编曲搭配直白歌词，成为广场舞新宠。
基于此，歌手就愿意花时间和金钱，进行深度创作和打磨，甚至重金约写新词新曲，期待再上新台阶。但进入2010年代之后，这场由盗版所掀起的音乐狂欢就戛然而止了，为啥？
2010年，百家音像企业联合发起“反盗版大行动”，向国际社会展示民间反盗版决心，推动正版经营承诺。
2015年，国家版权局“最严令”责令网络音乐平台下线未授权作品，16家服务商累计清除盗版歌曲220万首，QQ音乐、阿里音乐等签署《版权保护自律宣言》。
2016年，国家版权局明确“不付费使用音乐作品的时代已过去”，推动版权许可规范化。
2025年，建立重点作品版权预警机制，将AI修复音乐、直播翻唱等新形态纳入监管，严惩“艺术完整性破坏”类盗版。
监管如此之严，法律之刃被打磨得如此锋利，还能说啥呢？各家音乐平台自然就会拿起法律武器，起诉盗版索赔，系统性封杀不合作音乐人。
反盗版不反垄断，还不如不反盗版。然后，中宣部版权局又推动了数字音乐“非独家授权”，试图打破平台垄断，促进版权开放共享，推动授权模式变革。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版权的高墙已然筑起，墙内就别想再开出艺术之花。
如果不打破版权保护必然促进创作的线性迷思，不认识到版权分配正义的重要性，不将艺术从流量与资本垄断中赎出来，重建“创作者-受众”的直接价值联结，所谓“音乐”，终究会沦为有“音”而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