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王利明教授在一场学术访谈中谈到了他的一个观点：

当中国法学界正致力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际，王利明教授对法教义学的质疑令人诧异。这种质疑建立在对概念源流的误读和对方法论价值的低估之上。我们必须澄清：

法教义学不仅应该被接纳，更应该成为中国法学方法论建设的核心支柱。

关于术语翻译的争议纯属伪问题。"法教义学"与"法释义学"之争本质是语言学表象。任何概念移植都会经历语义重构的过程。日本学者采用"法释义学"有其特定语境，但这不构成否定"法教义学"的理由。术语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实践而非词源考据。中国法学界三十年来已形成稳定的学术共识，贸然推翻将造成不必要的概念混乱。

所谓"宗教渊源导致水土不服"的论断难以成立。现代法教义学早已完成去宗教化转型。德国学者拉伦茨明确指出，当代法教义学是价值导向的规范科学。中国法治建设需要体系化思维，而法教义学正是最佳方法论工具。民法典时代更需要这种注重逻辑严密性的思维方式，而非刻意强调文化差异制造理论隔阂。

将法教义学等同于概念法学是严重误判。德国当代法教义学早已突破纯粹概念推演的局限。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证明，法教义学完全能够容纳价值判断。中国学者雷磊的研究也表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王教授担忧的"封闭性"问题，实为对方法论发展的静态理解，本质上也是一种固步自封。

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解释学不能以否定法教义学为前提。法律解释本就是法教义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缺乏方法论自觉。德国经验表明，成熟的法教义学体系恰恰能为法律解释提供系统框架。中国法治建设需要方法论连续性，而非不断另起炉灶。

法教义学的体系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概念的精确性、逻辑的严密性、适用的确定性，这些正是中国司法实践最匮乏的要素。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推行的类案检索制度，本质上就是对法教义学思维的实践呼唤。脱离体系化思维的法律解释，只会导致司法裁判的碎片化。

中国法学需要的是方法论的深化而非转向。德国法教义学历经两百年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工具箱。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在保持体系开放性的同时强化规范分析能力。将概念精确与价值考量对立，实为不必要的二元对立。

王教授主张的"批判性吸收"恰恰需要以完整理解为前提。在尚未充分消化法教义学精髓时就急于"本土化改造"，难免陷入方法论早熟的困境。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化特征，正需要法教义学这样的方法论利器来激活其规范生命力。

法教义学不是教条，而是思维纪律。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方法论训练的缺失。年轻法律人更需要法教义学这种"思维的体操"来培养法律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所谓"中国特色"应当体现在应用层面，而非方法论层面。

我们应当警惕学术讨论中的象征政治。过度强调概念的本土属性，反而会阻碍真正的理论创新。法教义学作为方法论工具，其价值中立性应当得到尊重。中国法学要有容纳普适性方法的胸襟，这才是真正的理论自信。

王利明教授的担忧可以理解，但结论值得商榷。中国法学发展需要多元方法，但法教义学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在民法典实施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当坚持体系化思维，而不是在方法论上徘徊不定。法教义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教义学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