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医生推开病房的门，低声告诉乔冠华：“检查结果出了，情况不太妙，得跟您谈谈。”乔冠华摆摆手，冲身旁的护士眨了下眼：“先把茶倒上，人得有点仪式感。”他听完整段“肺部恶性病变”的诊断后，忽然仰头大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子还长着呢。”这是标题里那句硬气话最初的现场版本，护士回忆多年仍觉得震耳。

接到确诊消息时，乔冠华六十四岁，正值外交部顾问任上。本可颐养天年，却偏逢重病。可他就是不服输。有人提醒他：“乔老，该注意情绪。”他哼了一声：“笑也是一天，愁也是一天，我偏爱笑。”这股子倔劲儿，跟他六年前在联合国那一阵爽朗笑声如出一辙。

镜头往前推到1971年11月15日。那天，印着“China”的席牌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乔冠华走上讲台，蓝西装、红领带，无稿即兴开场，第一句就是带节奏的轻笑：“各位代表先生女士，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自己说话了。”随后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既阐述政策，又点名批评殖民残余，掌声此起彼伏。美联社摄影师抓拍到他席间放声大笑的瞬间，新闻标题干脆写成“Qiao’s Laugh”。照片拿下当年普利策奖，成了国际舆论场的经典。

若只看这一秒钟的笑，容易忘了这位江苏盐城人从书生到外交家的漫长拐弯。1913年3月28日，他出生在读书氛围浓厚的盐城城南。六岁进私塾，十六岁考进清华，一路跳级。课余他能背下《史记》大段文字，同学笑他“人肉活字典”。有人问他最爱哪句话，他随口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外人听来老气，他却信得真。

1934年负笈德国柏林大学攻哲学，本想当学者。可欧洲大战阴云逼来，他研读军事理论，写信给国内友人：“书斋逃不过炮火，文章也能当武器。”1938年，经越南海防辗转回到香港，在《星岛日报》等报刊开辟战时时评专栏，连着三年批驳日本侵华。周恩来在延安读到他的文章，批语：“笔锋犀利，可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创办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部，随后进入外交部政策委员会。驳斥“弱国无外交”的老观念，他引用兵法：“交天下之朋友，得天下之势。”1970年，毛主席要写一篇对美斗争评论稿，临时交给他。他端着一壶茅台，边喝边写，连夜成文，毛主席看后说：“千军万马落纸上，冠华写得比李白更痛快。”从此“酒仙”外号传遍中南海。

酒不是浪漫点缀，而是他释放高压的阀门。一次出访阿尔及尔，凌晨两点，他照例开酒。翻译担心明早会议，他笑：“不喝晕，脑袋反而钝。”第二天果然逻辑缜密，连法语同声传译都来请教措辞。不得不说，这种状态放在别人身上多半失控，放到他身上却像加速器。

回到1977年。肺癌消息并未阻断他的工作热情。调养期间，他照样批改外交文件，只是把茅台换成了龙井。有人劝他静养，他甩出一句：“国事如火，岂能息壶看水？”医学上称这种心态为“积极心理暗示”，可他不懂术语，只觉得“不忙会闷死”。

1983年夏，癌细胞大面积转移。他被送进北医三院急救。昏迷醒来，他求护士递书，指名要《文天祥集》。翻到《过零丁洋》，他低声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他临终前出现频率最高的诗句，也是妻子龚澎后来刻在墓碑上的那行字。

9月21日，老友夏衍来探望。病房里没有官帽寒暄，只有两位老同志的絮叨。夏衍俯身说：“冠华，你这一辈子干的事够写厚书了。”乔冠华抓住对方手腕，仍是那行诗：“留取丹心照汗青。”语毕，气若游丝。第二天清晨，他停止呼吸。消息传出，联合国发来唁电，说“失去了一位有风度的斗士”。

有人总结他的外交风格：迅疾、锋利、带笑。迅疾体现在信息判断常压秒表；锋利来源于哲学训练，每次辩论都以逻辑切口；至于笑，则是文化自信的外显。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到1979年的中美复交磋商，他主导或深度参与谈判二百余场，谈判记录摞起来足有半人高。老同事回忆：“他在国外发脾气不超过三次，但笑场无数次。”

遗憾的是，国内不少人只记得那张“乔的笑”照片，对他的文稿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留下的手稿、备忘录、速记稿不下三百万字。若说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秘档”，一点也不夸张。现在北京外交学院的资料室仍存一份他亲笔修改的联合国发言初稿，墨迹边角还有当年不小心洒上的酒渍。研究生们争相借阅，开玩笑叫它“带酒味的教科书”。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句口头禅伴随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战时香港写社评，到联合国讲台扭转乾坤，再到病榻上与癌魔赛跑。它不是逞强，而是一种对命运不服输的筋骨。今天的中国外交，环境远非七十年代可比，却依旧需要这种“笑对风浪”的底气。若有人问，这股底气从哪儿来？答案也许写在那张普利策照片里：乔冠华抬头大笑，似在说——世界很大，中国人也照样可以笑得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