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春的一个黄昏，“主席，我怕做不好。”梁国栋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外低声开口，手心还留着握方向盘时那层老茧。

外界一直好奇：这位曾八年陪在毛主席身边、上战场却从未开过枪的司机，离开中南海后究竟被安排到什么位置？有人猜是普通司机，也有人说是处级。答案其实很明确——正厅级，不过这段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得从更早的日子说起。

1926年，20岁的梁国栋在爪哇港口装卸货物。华侨圈子里流传着“要改变旧世界，就得跟共产党干”的话，他听进了心里。当年冬天，他在印尼巴达维亚秘密宣誓入党。船只螺旋桨轰鸣，他的声音却还在回荡：“哪怕漂泊，也要干一番事业。”

1930年，任凭风高浪急，他坐上回国货船。党组织让他辗转上海、海南做地下交通联络。十余年摸爬滚打，熟门熟路，应付巡捕房、租界探员游刃有余。也因此，干部名单里一直有他“工作老到，驾驶熟练”的双重备注。

抗日烽火越烧越烈。1938年，他抵达延安，刚下窑洞便被交际处同志盯上——延安正缺一个既忠诚又会修车的人。几番讨论后，他被派去负责毛主席的车辆。毛主席当时的出行方式仍以骑马为主，只在雨雪时才坐车，这份工作看似普通，却要24小时待命。

延河岸边的冬夜零下二十度，发动机冻裂是常事。梁国栋半蹲在篝火旁修化油器时，总听见主席在窑洞里朗读《资治通鉴》。有一次，车队要穿冰河。冰面积雪，厚度难辨，他干脆卷起裤腿，拿根铁钎试探。结果两步踏进暗裂缝，膝盖以下瞬间湿透。事后有人埋怨他多事，他却说：“我要是不试，老乡过河掉下去咋办？”长年冰水浸泡，他落下关节炎。毛主席知道后，叫来留苏归国的大夫，交代一句：“可别把老同志的腿耽误了。”

八年的近身相处，让梁国栋明白一句话：做事别只盯着个人得失，要想着普通百姓。战争结束，毛主席觉得他再当司机“屈才”，便写信给东北局推荐。就这样，梁国栋背着行李，踏上北去的火车。从松花江到牡丹江，他先后参与整顿地方保安、接管日伪监狱、疏散难民，白天做调查，晚上补课程，连毛笔字也是那时练稳的。

建国后第七个年头，中央拟在广东成立劳改局。选人时，公安部有人提议：“南方情况复杂，需要一个既懂群众路线又管理过监所的老党员。”名册翻到梁国栋，所有人点头。1956年，他正式任广东省公安厅劳改局局长，行政级别正厅。上任当天，他依旧背着那只旧皮箱，里面只有换洗衣服和一把锉刀——修车用。

广州那场短暂的会面，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国栋同志，位置变了，为民的心不能变。”他笑着回答：“您放心，我还记得冰河那一下呢。”

后来不少朋友来探望，顺口提起“厅级干部福利多”，梁国栋摆手：“别绕弯子，事办不公，帽子再大也白搭。”广东劳改系统当时物资短缺，他把自家配给布票一半塞进干警福利箱。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这也太清苦。”他憨笑：“车坏了得补零件，干部的心坏了，用啥修？”

1960年代初，海南老家遭台风，粮食紧缺。地方政府按标准给老革命家属发救济，他电话回去：“统统退回，县里还有没房子住的渔民。”孩子疑惑，他只说：“想想那些日子，咱啥都扛过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提携并非个案。同样由贴身岗位转岗的，还有卫士李银桥、机要秘书张玉凤。李银桥进天津公安局时，毛主席送了张合影；张玉凤后来回到铁道系统当普通干部也从未越轨。梁国栋常讲：“我们得到的不是特权，是再干一轮的机会。”几句朴素，却道出了当年老同志普遍的价值观。

梁国栋退休后，仍隔三差五到狱政干部培训班授课。他最常提的不是自己与领袖的“私人情谊”，而是那张冰封的河面、那条颠簸的山路。他说：“我开的车，牌照早报废了，可路一直在，谁上去都得稳稳当当。”

2003年，梁国栋在广州逝世，享年九十七岁。治丧办公室按规制拟写生平，他的子女特地补了一句：“他最满意的，是曾给毛主席当司机，更是能在地方当好‘人民的司机’。”至此，关于“毛主席昔日专职司机建国后是什么级别”的疑问，也有了最朴素的注脚——正厅级的牌子挂在门口，但真正的“级别”，刻在一辈子为民做事的日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