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行走的“丐帮”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社出版社）

2003年春，当他铆足了劲儿，准备提闸放水，展开全国民间文化大普查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就是突如其来的“非典”。计划中的大普查不得不暂时搁置。恰在这时，奥地利文化部通过中国驻奥使馆，约请冯骥才为他们写一本维也纳的文化游记。因为冯骥才多次到访奥地利，写过一些文化散文，有的文章还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奥方想通过中国有影响的作家的笔，把奥地利的文化魅力传播给中国读者。冯骥才接受了奥方的邀请，在奥地利逗留了三个月。

一回到国内，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全国民间文化大普查中。

他与河北民协一起，在张北的蔚县，拉开了全国剪纸大普查的序幕。在这里，哪个农家妇女不会剪纸？剪刀就在她们炕头上装着针头线脑的草盏里，剪纸的花样就压在她们的枕头和炕席下。所有的绣花花样和窗户上的装饰，全是她们随时随手剪出来的。故而，“剪花娘子”遍布大地，“剪纸名乡”闻名遐迩。张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无论古村落，还是乡风民俗、人文景观，无不独具风采。他在走访中，情不自禁地将北官堡的“拜灯山”、暖泉镇的“打树花”和坝上草原的“雪绒花”，写入自己的文化散文中。他还发现这里的寺庙多如繁星。有的寺庙不过一间斗室，四壁皆有高手绘制的壁画，多为佛本生故事，风格上竟是明代手笔，十分珍贵。而这些乡间野庙的壁画尚未列入国家文物的保护范畴。根据他的建议，当地文物部门已将这些壁画遗存整理保护起来。

冯骥才的“田野考察〞，经常是在风雨中，踏着乡间的泥泞小路艰难行进的。

“跑了这么地方，我们不知道的永远多于我们知道的。”他对河北民协主席郑一民感慨道。

“问题是，我们知道的，也未必得到了保护。”郑一民说。

“对呀，你看那些原生态的老作坊，比如水磨坊、酒坊、染坊、醋坊、造纸坊……全都古老又优美，可是我们人力有限，资金有限，手大捂不过天来。我们背负了太多的遗憾。不知是我们明白得太早了，还是整个社会明白得太晚了。”

“我觉得现在启动抢救，还不算太晚，亡羊补牢呗。建议你把河北省的年画普查推动一下。”

“可以，去年我们已经在朱仙镇启动年画抢救工程了，年底我还带人到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做过田野普查，找到了两位木版年画传承人，画缸鱼的王学勤和义成永画店的杨立仁。”

“听你一说，我忽然想起河北武强有户人家，住在旧城村，姓贾，世代制作年画。‘文革’中，村里把年画古版都烧了，他担心家藏的古版被毁，悄悄藏在自家屋顶的夹层里，才躲过一劫。”

“太好了，一共有多少块？他愿意捐献出来吗？”

“愿意。多少块不知道。只是我们挑开人家屋顶需要经济补偿，可是钱从哪来？所以没敢擅动。”

“好的，这件事我们来做。夜长梦多，必须抓紧时间！”

几天后，冯骥才便动身前往武强。后面还跟着一群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媒体需要这样的奇闻猛料，他需要通过媒体将消息发布出去，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不料刚到武强境内便遇滂沱大雨，他们的车陷入田野的泥洼里动弹不得。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旧城村。下车前，武强县派人送来的胶靴号小，而他的脚太大，需穿44号鞋。无奈，有人出主意，在他的皮鞋外边套上塑料袋。就这样，他顶着嗖嗖的冷风，冒着哗哗的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旧城村贾氏农民家。他家的年画古版就藏在屋顶的苇席与檩木中间。待将这些年画古版倒腾出来，发现由于历时久远，大半已经腐朽，保存尚好的不多。其中，《三鱼争月》和《合家出行图》前所未见，应是武强年画中的孤品。事后他将此次年画古版的发现和发掘经过、与贾家交谈的内容和对古版年画的解读，写进一本《武强秘藏古画版发掘记》中，欲给后人留下第一手研究资料。

从村里出来，大雨已停，他的脚套着塑料袋，身上满是泥水，走路的样子很是狼狈。一群与他同行的年轻人也是如此。

“我们这群人，像不像丐帮？”一个爱开玩笑的年轻人忽然冒出一句。

“那我就是丐帮头子了？”冯骥才笑道。

大家说说笑笑，心里却很得意。毕竟，这是一次文化的奇遇。

当夜返回天津时，他们又遭遇更猛烈的狂风骤雨。偏偏车到沧州又熄了火，大家下车一起推，浑身淋得像落汤鸡，怎么也推不动，只好打电话与天津联系，等待救援的车辆。

回到抛锚的车里，大家的共同感受是，这个文化抢救的事，太不容易了。

“冯老师，您这一天可真够辛苦的。又要在泥泞中跋涉，又要亲自鉴定文物。晚上还回不了家，让您夫人担惊受怕。”

“什么叫担当？这就是担当啊！有一次央视主持人王志请我去他的节目《面对面》交谈。我说我们孤立无援。他说跟你们干有什么好处？我说没好处。他忽然反问我一句：没好处，谁跟你干？这句话问得好，把我们社会的尴尬全问出来了。”

“可是，您手下那么多志愿者，不都是心甘情愿跟着您做奉献吗？”

“是的，这是一群热爱文化的人，纯粹的人，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比如摄影家郑云峰，卖掉家产买了一条木船，一个人在长江三峡漂泊了二十年，为了记录我们的母亲河最后的壮美；还有民俗学家郭雨桥，背着一个背包，里边装着笔记本、钢笔、照相机和药瓶，独自在草原上行走了几万里，为了记录蒙古族的民居和民俗。还有几个山东的志愿者，随我们去一个天远地荒的地方考察，出发前，每人都立了一份’军令状’，说他们是自愿做这件事，如有意外，自己负责……你们说，遇到这样的人，你能不感动吗？他们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脊梁，虽然默默无闻，却承担着这个时代最沉重的压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津的救援车来了。冯骥才一看手表，已经接近凌晨了。

回到天津，妻子问起这次武强之行，冯骥才长叹一声道：“深入田野后才发现我们工作的艰难。一边是民间文化风雨飘摇，后继乏人，几乎可以听到它们奄奄一息时沙哑而无力的呼救；另一边是我们三军在外，手无粮草。”

“上面不是给你们三十万吗？”

“对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文化大普查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呀！”

“有什么办法可以破局吗？”

“只有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否则我们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