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抗美援朝180师的失利，韦杰中将晚年坦言：郑其贵难辞其咎，被撤职不冤|军长|郑其贵

说起抗美援朝战争，估计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上甘岭战役或者长津湖战役等重要胜利。毕竟它们为结束战争，迫使敌人签字停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很多人似乎不愿意提及也不想去了解经历重大失败的180师究竟经历了什么（即便是在当时亦是如此）。毕竟国人总是喜欢报喜不报忧，但这其实是一种回避问题的危险态度。不过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身为领袖的毛主席更喜欢关注问题，而不是喜讯。

在180师陷入敌军包围后，毛主席晚上睡不着，几次询问情况，还同180师的指战员逐个交谈，认为师长郑其贵在关键时刻的决定存在问题，难辞其咎。

郑其贵的上级韦杰也表示，他被撤职并不冤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讲到该问题前，还要从当时的战局出发。当时第五次战役即将打响，志愿军虽然把握了主动权，但敌人依然拥有实力不俗的作战部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坚持机动灵活的打法。所以结合当时的局面来看，部队还是应该坚持稳扎稳打的战术，灵活中不失强硬，坚持原则的同时要随机应变，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一线的指挥员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一旦危及全军生死，就要坚定独立作出决定，保全部队。

这其实是很多部队能够在朝鲜战场越打越活，让装备更好的美军和韩军倍感压力的关键所在。然而180师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没有做好。

该部队在刚进入战场的时候，总人数达到了11300余人，经历了大战后，只有4000人生还，可以说丧失了战斗力，影响了全军的士气。

战报传到北京后，毛主席日夜悬心，要求全权指挥此战的第三兵团指挥员王近山和他手下的三名军长立刻回北京报告工作。

这三位军长中最紧张的当属60军军长韦杰，因为180师是他的部队，真要论起责任来，他是躲不开的。

因此他在同毛主席见面的时候，心理包袱很重，毛主席看出来了，没有对60军过多批评，话题始终围绕180师和具体作战情况展开。经过交流，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他首先强调兵团司令王近山不是主要责任，问题在第一线。对于180师的伤亡情况，韦杰当时难以控制地哽咽说：请主席给我处分。对此，毛主席却表示这件事各级都有责任，志司有，军委有，我也要反思。一句话宽慰了韦杰，然后主席问了很多细节，一边问一边思考。最后他问了一句：“180师师长郑其贵这个人怎么样？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

这句话其实就是要找个责任人，然后看怎么处理，毕竟牺牲了7000多名战士，不能没人担责。

韦杰的回答非常关键，他表示郑其贵和自己同一年参加了红军，大致讲了他这些年打过哪些仗。主席认真听着，说到最后，韦杰还补充了一句：“郑其贵有问题，我也有责任。郑其贵对于军部和兵团的命令，总是不打折扣地执行，这值得肯定。但他应变能力不足，危急情况处置不坚决。”

这番话其实信息量很大，等于告诉主席，郑师长并不是没有组织纪律的人，恰恰相反，是这个人不太灵活，有些死脑筋。

话说到这里，其实意思也比较清楚。毛主席想了想，说：“郑其贵看来不适合再担任军事指挥员了，应撤职。但他毕竟是老红军，安排他干其他工作吧。”这其实是最好的结果了，最后毛主席要求部队全体开会，要吸取教训。

其实后来离开部队的不只是郑其贵一个人，180师的其他几位干部也脱下了军装，被调到了其他岗位。

虽然毛主席作出了处理决定，但韦杰却始终放不下这件事，他后来一直在反思该问题，他总结了七个问题，都是导致180师陷入危险的直接或者间接原因。

第一个问题是他的上级王近山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战斗打响后，部队攻坚不利。于是王近山把韦杰手里大部分兵力调走了，导致60军兵力不足，关键时刻没法派人去增援180师，当时韦杰身边只剩下300多人。

第二个问题是战斗打响后，在情况不妙的前提下，志司下令撤离，但没有安排好撤离顺序，结果15军撤走后，180师左翼被暴露。

第三个是180师右翼的63军在撤离的时候，没有把他们掌握的情况传达给180师，客观导致180师陷入危险。

第四个其他部队全都接到撤退指令了，志愿军司令部唯独不让180师撤，导致180师成为北汉江以南的唯一孤军。

第五个是郑其贵犹豫不决，不敢自主决定撤兵，直到包围后才匆忙下令。

第六个是撤退的过程中，应该追求速度，沿着公路打出去，但郑师长坚持走山路，认为这能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但山路时间长，耽误了时间。这个问题是鱼和熊掌的关系，确实不好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