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旦的康定，寒风卷着经幡。刘文辉站在省府大楼前，面对三百万各族军民宣布西康建省。他的声音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震颤：“古人说‘多难兴邦’，我们西康是‘多难兴省’！”

这座以情歌闻名的边陲小城，此刻肩负起保卫中国西南门户的重任。而十六年后，西康省悄然消失于中国版图，唯留金鸡关岩壁上“西康省界”的凿痕，在岁月风沙中低语往事。

边疆危局：赵尔丰的“平康三策”

1904年，英国军队翻越喜马拉雅山攻占江孜，强迫西藏签订《拉萨条约》。消息传至成都，建昌道员赵尔丰拍案而起，连夜向四川总督锡良呈递《平康三策》：改土归流设州县，废黜土司特权；仿东三省例建行省，以丹达山为界；联川康藏为一体，“内固蜀省，外拊西藏，杜英人之觊觎”。

次年巴塘叛乱，赵尔丰率军西征。他踏着冻土翻越折多山，刀锋所指处，乡城土司碉堡化为废墟。至1909年，昌都、江达等二十余州县相继设立，驿道从雅安直通拉萨。当英国驻华公使抗议“赵尔丰威胁西藏自治”时，这位铁腕大臣正督导康藏子弟学习汉语，在理塘开垦的农田已绵延十里。

1911年8月，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以“西康”为省名，取“康地安宁”之意。清廷朱批未干，辛亥革命炮响，赵尔丰在成都被枭首示众，建省蓝图随血泊渗入历史裂缝。

1933年秋，成都巷战硝烟散尽。败军之将刘文辉退守雅安，五万残部困守贫瘠山地。这位曾放言“统一四川，问鼎中原”的军阀，此刻攥着半张皱地图——那是傅嵩炑所著《西康建省记》。他对幕僚苦笑：“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便七请中央！”

机遇在抗战烽火中降临。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蒋介石急需稳定大后方，终于批准搁置二十余年的西康建省案。作为交换条件，刘文辉让出富庶的西昌地区，换得雅安等十四县划入西康510。1939年元旦，康定中山台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刘文辉宣读《建设新西康六项任务》时，台下藏胞手捧哈达，彝人首领的查尔瓦在寒风中翻飞。

这位“破庙省长”的施政充满矛盾：他推行“三化政策”（德化、进化、同化），却允许寺庙保留私塾；他高喊“县政府不能比学校好”，把教育厅设在砖楼，自己却在漏雨的木板房办公。1944年考察雅安，当看到荥经小学教室比县衙宽敞三倍时，他当场将教育科长月俸提高三成。

抗战脊梁：驮在牦牛背上的生命线

日军轰炸机群扑向滇缅公路时，西康马帮正穿越海拔4900米的雀儿山。茶包捆扎成“牛背长城”，从雅安直抵拉萨。抗战期间，这条茶马古道输送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羊毛、九成的虫草，甚至将美军援华轮胎从印度驮进四川。

刘文辉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疾呼：“把建设形成运动！”硝盐厂在巴塘投产，替代被封锁的海盐；泰宁实验农场试种苏联甜菜，解决砂糖短缺；更在康定开设毛纺训练所，藏妇手中的牦牛绒变成前线的绷带15。1942年，中央大学西迁学子沿川康公路入滇，见道旁岩壁刻着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一里公路一里金”——那是征工用钢钎凿出的抗战宣言。

金沙江畔的落幕

1950年2月，62军进驻雅安。军代表廖志高推开旧省府档案室，尘封的卷宗里夹着未竟计划：《金沙江水电开发纲要》《康藏铁路勘测图》。此时西康人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5人，全省工业产值不及成都一县。

五年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邓小平指着地图分析：“西康建省为抗英防藏，今西藏和平解放，留之反成负担。”当决议撤销的掌声响起，老西康人想起1949年冬刘文辉起义时的预言：“此省如桥，通则存，滞则废。”

1955年秋，最后一任省长廖志高移交印信。金沙江以东归四川，以西属西藏。运送档案的卡车驶过金鸡关，岩壁“西康省界”四字被阳光镀成金色，像块陈旧却执拗的纪念碑。

参考资料：《西康建省记》（傅嵩炑著）《刘自乾先生建设新西康十讲》（刘文辉著）《西康通志稿》（西康省政府编）《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川康军阀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