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三郡所处的秦巴山地东部及其道路联络关西、关东，在军事上具有交通作用与地位价值。刘备占领汉中后夺取东三郡，企图派刘封等由此处东征，与北上的关羽会师攻占襄阳，当地遂引起魏、蜀的关注与争夺。孟达叛蜀后曹魏重占东三郡，后逐步巩固统治，并从当地征蜀伐吴。由于贫瘠险僻，且偏离南北交兵的主要路线，东三郡的战略影响逐渐淡化消逝。
关键词：西城 魏兴 上庸 房陵
在魏、蜀、吴三国鼎立对峙的战争过程中，有一个地区是三国交界之处，曾经引起各方觊觎，那就是“东三郡”，即经历曹刘两家反复争夺的西城（后改称“魏兴”）、上庸和房陵三郡，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陕西省安康市与湖北省十堰市所辖范围。由于该地“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这一地区初属曹操，刘备夺得汉中后即派刘封、孟达领兵攻占。黄初元年（220）孟达降魏，引曹兵前来夺取该地，分为新城、魏兴二郡。数年后，“孟达据郡归蜀，诸葛武侯方发兵应援，而司马懿亟攻之，新城复入魏”。顾祖禹对此评论道：“夫得新城则可以震动宛、洛，通达汉、沔，故汉、魏以为必争之地。”由于东三郡一度对蜀、魏的战略发挥影响，学术界有多人对其史迹进行研究。笔者拟对该地区军事地位的历史演变等方面分析讨论，望能得到方家指正。
一、董卓之乱后汉中郡的分裂与东部诸县归附曹操
东三郡在后汉时只是汉中郡东部的西城、安阳、锡、上庸、房陵五县，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爆发后，益州牧刘焉派遣张鲁占领汉中郡，“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其子刘璋继任后，张鲁不听号令，脱离益州而自立。朝廷被迫承认他对汉中郡的统治，改汉中为汉宁郡，换取其名义上的归顺，“通贡献而已”。张鲁驻扎在郡治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其统治区域主要是汉中郡的西部，即汉中盆地。他还往南穿越米仓山，占据了巴郡的部分土地，这是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当地人。“鲁部曲多在巴土，（刘璋）故以（庞）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但是对于汉中郡东部的西城、上庸、房陵等县，张鲁则力有不逮，豪强大姓申耽、申仪聚众自守。《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间，聚众数千家，与张鲁通；又遣使诣曹公，公加其号为将军，使领上庸都尉。”这反映了以下情况。
首先，申氏兄弟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三郡的西部，即西城、上庸二县之间，对于东部的房陵县则无力控制，所以刘表派遣蒯祺占领当地，并未遇到抵抗。
其次，对于张鲁在汉中郡的统治，申氏兄弟在名义上表示服从。因为朝廷承认张鲁的割据，并正式委任官职，他手下又有数万精兵，申耽、申仪无论从政治影响还是实力对比方面来考虑，都没有理由与张鲁敌对。所以双方互不侵扰，彼此默认对方势力的存在。
再次，曹操击败袁绍，巩固了中原的统治之后，申氏兄弟遣使投靠。其具体时间史书缺乏记载，笔者推测是在曹操南征荆州、迫降刘琮之后。当时他“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南乡郡治南乡县（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南），其区域界线西南至武当山北麓，控制了郧关以东的汉水航道，表明曹操已将统治范围延伸到秦巴山地的东北区域，迫近西城、上庸，申耽、申仪不得不表示归顺。
东三郡中的房陵郡也是在汉末出现的。胡三省提出房陵郡很可能是刘表任荆州刺史期间设置的，“房陵县，本属汉中郡。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此说颇受后世学者赞同，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评述房陵郡历史时说：“郡盖刘表所置也。”田余庆也认为：“案蒯为荆州南郡中庐大姓，刘表在襄阳时，联络蒯氏，蒯氏家族得势，蒯祺当以家族势力之故，受刘表之命治理相邻的原益州汉中郡房陵县地，并受刘表私署为太守。如果此说不误，则房陵称郡更在上庸、西城之前。”
中庐县（今湖北省南漳县东北）邻近房陵，刘表为了保护西境的安全，派中庐蒯氏成员蒯祺夺取房陵，设立为郡，并委任他做太守，是合乎情理的。蒯越是荆州官员中“亲曹派”的首领，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去世，曹操南征荆州，“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太祖”。为此获得了曹操的赞扬和重赏，“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曹操与荀彧书云：“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荆州陷落后，蒯祺应该是和蒯氏家族一起投靠了曹操，继续在房陵留任太守。左攀曾说：“建安初年，汉中独立于益州，三城又半独立于汉中，实际是一块名为张鲁所有，实际半独立的豪强自治区域。”实际上，房陵郡是由蒯祺治理，和张鲁并无联络，秦巴山地东部只有西城、上庸在名义上尊张鲁为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服荆州，蒯祺与所辖房陵郡转移到曹操手里，占据西城、上庸的申耽、申仪也遣使表示归顺。至此，东三郡这一区域即被曹操掌握，实际上是继续维持着申氏、蒯氏豪族对当地的统治，曹操忙于从襄阳南下江陵，东征赤壁，并没有派遣官员和军队对西城、上庸与房陵等地进行接管。
二、曹操攻占汉中后的战略部署与东三郡划归荆州
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在赤壁失利后率主力撤回北方，孙权过江攻打合肥，周瑜、刘备击退曹仁，夺得南郡。孙刘联盟在荆、扬两州的江北地区与曹兵形成对峙，双方难有进展，因而都把主攻方向转移到西部。曹操打败马超、韩遂后占据关中，又命夏侯渊、张郃进取陇西。刘备则在建安十九年（214）占领了益州。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远征汉中，企图阻止刘备势力北进。当年七月，曹操攻入汉中首府南郑，张鲁在十一月归降，次月曹操带领主力北返。
曹操占领南郑后，并未把秦巴山地东部数县重新划入汉中郡的辖境之内，而是正式将其设为西城、上庸和房陵三郡。其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汉末各方势力普遍将汉朝旧郡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新郡。据《晋书》卷15《地理志下》记述，曹操曾从南郡分出襄阳、临江二郡，从南阳郡分出南乡郡。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孙权又分豫章立鄱阳郡，分丹杨立新都郡。益州的刘璋也在兴平元年（194）将巴郡分为三部。乱世人心莫测，如果沿袭汉朝旧郡辖区，则土地广阔、人口众多，长官的权力很大，万一割据自立或携郡投敌，局面将难以收拾。不如分为几个较小的郡，太守职权有限，会减少叛变的隐患与危险；即使发生意外，也易于控制和镇压。东汉的汉中郡幅员千里，资源丰饶，又有群山环绕，拥有地方割据的自然基础。曹操将其分割为几个郡，显然有考虑安全的缘故。
其次，汉中与东三郡在曹操对蜀作战计划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不宜合并为一个政区。汉中盆地是曹操西线的前哨阵地，担负着遮蔽关中、防御刘备的重要任务。因此曹操占领该地之后，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以强化汉中的防务。
1.令雍州军政长官与部队主力留驻汉中。曹操平定关中以后，任命夏侯渊负责雍、凉二州的军务。曹操进攻汉中时，夏侯渊率部随行，战后“太祖还邺，留渊守汉中，即拜渊征西将军”。曹操任命夏侯渊为西部雍州战区的主将，并将其治所与州军主力部署在汉中前线，造成随时向益州出击的战略态势，还可以防备敌兵侵袭汉中，在军事上占据有利地位。
2.内迁汉中居民。曹操在撤离汉中后，安排官员将当地民众大量迁徙到关中、洛阳、邺城。例如张既，“（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又如杜袭，“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内迁汉中居民既可以促进后方经济的恢复发展，还能防止他们逃亡或被刘备引诱劫略。汉中郡逐渐形成了兵多民少的局面， 成为一个半军事化的区域，表现出曹操对蜀作战的预先谋划：一方面屯集兵将，撤走居民，准备将汉中作为未来的战场；另一方面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失掉汉中，也让敌人无法获得人力资源。后来刘备占领汉中郡，“果得地而不得民也”。
3.南掠巴郡。曹操平定汉中后，刘晔、司马懿曾建议乘胜伐蜀，可是他考虑蜀道艰难，又有孙权威胁淮南，因而未予听从。但是他并没有一味死守汉中，而是命令夏侯渊、张郃率兵越米仓山攻掠益州北境，“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
综上所述，曹操收降张鲁后，重视秦巴山地西部的防务，其用兵方向与设防地带是在汉中盆地南侧的米仓山以及西南控扼蜀道的阳平关。至于秦巴山地东部的西城、上庸等地，既不是刘备北进的主攻方向，自然条件又很差，不能提供多少人力与物质资源。申氏兄弟的土豪武装兵员有限，战斗能力低劣，从后来刘封、孟达攻打东三郡的情况来看，依靠他们守境拒敌都做不到，更别说离乡背井为曹操助阵了。从政治上讲，申氏兄弟只是名义上服从曹操，实际上还是不甚可靠的异己势力。因此曹操重置汉中郡时，将东三郡划分出去，实际上是让这一地区继续维持战前的半独立状况。和战略要地汉中盆地不同，他对东三郡只是“羁縻”而已，所以将其划入荆州，不再作为汉中郡的辖地。事后的战况也印证了上述分析，陈健梅曾指出：“在后来双方对汉中盆地长达四年的争战中，划出的汉中东三郡成为相对无事的后方，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刘备攻打汉中的战斗激烈持久，魏方统帅夏侯渊阵亡，曹操被迫亲率主力远来赴救，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却不见邻近的申氏兄弟调动兵将粮饷前去支援，这也反映了曹操当初把西城、上庸等地划出汉中郡，是考虑到秦巴山地东西两部政治势力亲疏不同、有所区别的缘故。
三、刘备攻占东三郡及其战略意图的失败
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刘备占领了益州的北方门户汉中。他再接再厉，“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夺取东三郡。此战刘备势力兵分两路，一路从荆州三峡中段的秭归出征，由宜都太守孟达领兵北上，攻占了房陵郡，“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随后向西攻击上庸。另一路是主攻方向，由刘封率领从汉中东征。“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值得注意的是，刘封的军队是沿汉水岸边道路行进，然后溯堵水到达上庸的，势必要经过西城郡，但是史籍却没有记载那里发生过战斗，亦未说明西城太守申仪的应对举措，只是提到他后来与申耽降刘。“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由此可推断：
1.史籍没有提到申仪先于其兄投降，而刘封的部队占领西城未经战斗，那么很可能是申仪见难以抵抗，便主动放弃西城，退到东三郡的腹地上庸，与其兄申耽所部汇合；2.刘备军会师上庸后，申氏兄弟决定归降，并且把妻子与宗族亲属遣送到成都去充当人质。
刘备军攻占秦巴山地东部，是汉中战役的余波，刘备通过这次胜利获得了进军南阳盆地和襄阳的前哨阵地。曹操方面并未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无论是撤往关中的曹兵主力，还是邻近襄樊的荆州曹仁部队，都没有出兵援救蒯祺和申氏兄弟，说明这一地区对于曹操并不重要。
刘备占领汉中后，不顾人马劳累就抢占东三郡，其战略意图在于从那里出师东征，与从荆州北上的关羽会师襄阳，夺取这座位居水陆要冲的重镇，把势力范围推进到汉水之滨，使荆、益二州在北边连成一片。在孙、刘两家与曹操的南北对抗形势下，南方势力一旦拿下了荆、益二州，自然会想到利用襄阳作为北伐中原的出发基地。诸葛亮的《隆中对》设想将来的作战方案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周瑜也向孙权提出先进攻益州，“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将军孙瑜）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操，北方可图也”。刘备是同样部署作战的，他在当年五月占领汉中，随即攻取东三郡，七月在沔阳称汉中王，自己率主力返回成都，然后授予关羽前将军印绶，同时给他下达了进攻襄阳、樊城的作战任务。这里有一个问题：刘备是否命令驻守东三郡的刘封、孟达配合关羽作战？有些学者认为没有此事，并对此提出了批评：“刘备等人在关羽发起樊城战役后既不指令刘封、孟达做好牵制曹兵和接应关羽的两手准备，也明知刘封、孟达、关羽之间不和谐却不对他们晓以大义。”上述看法值得商榷。
据《三国志》记载：“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关羽在战役开始时就接连给刘封、孟达发出命令。东三郡与关羽驻守的南郡分隔两地，如果没有刘备的授意，他是无权给刘封、孟达发号施令的。因为此次襄樊战役关羽是前线主将，刘封、孟达的部队在战区范围内，理应接受主将的调遣。如前所述，刘备夺取东三郡的战略目的，主要是由此地出发进攻东邻的襄阳，因此绝不会只命令关羽从江陵孤军北伐，而听任刘封、孟达在近旁观战。
刘、孟二人以当地统治未稳为借口拒不出兵是否正当合理？对襄樊之战的失败有何影响？左攀认为刘封、孟达的理由未必是托词，“‘山郡初附’，实属实情；东三郡地跨荆、益，地方豪强蠢蠢欲动，‘未可动摇’也不是借口”，并说：“从后期战争进展看，刘封、孟达拒绝发兵并没影响到战争胜负。刘封、孟达按兵不动，是高度重视东三郡战略地位的具体表现，是对刘备事业的高度负责。”此说不能成立。
首先，刘封、孟达未能助阵，明显削弱了关羽的作战力量。关于襄樊之战的兵力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做大致的估算。孟达在延康元年（220）“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按汉代普遍情况“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四千余家的壮丁约为九千人。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胡三省云：“余按汉制，万人将军给鼓吹。”可推测孟达的军队在万人上下。刘封作为东三郡主将，兵马应该多于孟达，估计在万人以上，二万以下。也就是说，刘、孟的总兵力在二万到三万之间，如果出兵襄樊，能动用的一万五千人到二万人。
曹操在许都以南没有驻扎重兵，仅有镇守樊城、襄阳的荆州主将曹仁所部和少数郡县守军。曹仁兵力不详，他后来被关羽打败退入樊城，仅有“人马数千人守城”，加上襄阳的守军总数也不过万余人， 估计战前未受损失的军队总数至多三万人。关羽敢于进攻曹仁的两三万人，兵力应该会超过曹仁。关羽后来又与于禁的精锐“七军”激战并全歼对手，仅俘虏就有三万。即便是保守估算，曹仁、于禁两支部队合计兵力也会有五六万人，关羽所率的人马总数应与其大致相当，在四五万人。刘封、孟达若能助战，关羽的兵力会增加一万五千至二万人，这是个可观的数目。由于二人拒不参战，关羽的兵力被分为三处，即分别对付汉水南北的襄阳、樊城，以及前来增援的于禁部队，这就相当吃力，所以他频繁催促刘封、孟达出兵，但始终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迫使关羽把留守江陵、公安的预备部队调往襄樊，才让吕蒙偷袭荆州的计划得逞。由此看来，刘封、孟达的军队未能助阵，对关羽的战事及覆灭具有一定影响，使刘备攻占东三郡、策应关羽北征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蜀汉虽然占领了秦巴山地东部，却未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军事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刘封、孟达如果领兵出征襄樊，确实存在着后方不稳定的风险，申氏兄弟并非诚心降服，前线若是战局失利，他们有可能叛变作乱。但是作为军人和官员，必须执行君主与将帅的命令，不能因为有困难和风险就拒不服从。古代对于在作战当中违抗军令，按照军法要处以死刑。“指挥不随者”属于背军“，背军者斩”。刘封的抗命引起了刘备的强烈不满，“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后来刘封兵败，丢失东三郡，回到成都后，“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这就是让他自尽的法律依据。至于对刘封可能会影响刘禅继位的顾虑，对外是说不出口的，不能作为处决刘封的合法理由。刘封、孟达拒绝参战，实质上是自私畏难的表现。
四、《隆中对》与东三郡及刘备的战略制订
田余庆指出，“刘备据汉中以慑秦川，关羽攻樊以震宛、洛，刘封、孟达居东三郡一线以为策应”，这是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北伐襄樊的战略计划。那么，它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什么关系？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所构想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占领荆益二州，第二步巩固后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第三步是两路出兵，同时攻击中原地区，夺取长安、洛阳，成就霸业。”他还说：“要实现《隆中对》的战略意图，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条件外，还隐含着第四个必备条件，占领东三郡，跨有荆益。”刘备夺取汉中后，派兵抢占东三郡，进位汉中王，命关羽率兵马北伐襄樊。“这三项行动紧密相连，一环套一环，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正是《隆中对》第一步到第三步的跨越发展。”上述观点值得商榷。
诸葛亮的《隆中对》准确构思并预见了刘备集团联吴抗曹与夺取荆、益二州的发展过程。但是它只是笼统的战略设想，并非具体的作战方案。《隆中对》作于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论证的内容不能脱离当时环境。当时荆州在刘表统治之下，诸葛亮让刘备伺机占领荆州，也是准备从刘表或其后人那里接受，“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襄阳后来被曹操夺走，交给曹仁镇守，刘备派兵攻占东三郡，以及关羽从江陵北上攻打襄樊，上述情况诸葛亮当时都无法预测，怎么能说这些行动“是《隆中对》第一步到第三步的跨越发展”呢？诸葛亮在草庐所言的“跨有荆益”，只是说占领荆、益二州，这是对天下大势的泛论，并不涉及攻占东三郡这样具体的战役行为。
再者，前引观点也不符合叙述逻辑。诸葛亮作《隆中对》时，东三郡所在的秦巴山地东部按照东汉制度属于益州，如果刘备实现了左攀所说的“第一步”，即“占领荆益二州”，就包括了东三郡的地域，还有什么必要去完成“第四个必备条件”，再“占领东三郡，跨有荆益”呢？综上所述，诸葛亮的《隆中对》属于关注未来的宏观构想，并没有牵涉细节问题。不能为了强调东三郡的战略地位，而对《隆中对》作过度的解读。
明代思想家李贽云：“诸葛一生唯谨慎。”曹操三分天下占据其二，实力强劲远超群雄，所以诸葛亮提出北伐中原与其决战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占据荆、益二州后，必须和周边势力搞好关系，稳定内部统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等到曹魏政局发生动乱，分兵两路北伐，才有获胜的把握。“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但是刘备攻占东三郡后发动襄樊战役，却违背了《隆中对》的上述要旨。攻打襄阳、樊城时，刘备率其主力撤回成都休整，只命令关羽和刘封、孟达两支偏师出征。关羽镇守的荆州，在建安二十年（215）即被孙权割走长沙、桂阳、江夏三郡，而且无险可守。在东、北方两面临敌的形势下，关羽辖区的人口与军队数量有限，他能做到保境安民，就已经相当不易了，让关羽进攻襄樊，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刘备在迫退曹操大军占领汉中后被胜利冲昏头脑，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曹操已呈现颓势，可以趁热打铁拿下襄樊。如诸葛亮事后追述：“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因此贸然发动了这场战役。
如果对比襄樊地区双方在战前的兵力，刘备军占据着明显上风。如前所述，曹仁部下有两三万人，而关羽能出动四五万人，加上刘封、孟达的一两万人，几乎要比曹兵多出一倍，这应该是刘备觉得不必动用川中主力就可以获胜的缘故。但是他未能看到战局形势会发生逆转的前景。曹操毕竟地广兵众，能够动用后方与邻近州郡的部队来支援曹仁，襄樊的魏军因此会由弱变强，而关羽则没有多少后继兵力能够补充，再加上刘封、孟达临阵抗命，就会转为弱势。如王夫之所言：“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挠，羽即前而与（曹）操相当，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
从襄樊战事的进展来看，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已然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而曹操却调来了更多的兵马，他先是派徐晃领兵救助曹仁，随后“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曹操还调扬州的张辽等部，以及兖州、豫州的驻军增援襄樊，对关羽的孤军构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曹操仍不放心，“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就是刘封、孟达前来参战，恐怕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
刘备派遣关羽进攻襄樊犯有轻敌冒进的错误，这一战略计划的决定和诸葛亮有关吗？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如前所述，刘备命令刘封、孟达攻取东三郡的目的，就是准备从那里出兵策应关羽北征襄樊，其事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占领汉中之后。可见当时刘备就有发动襄樊战役的打算，而此刻诸葛亮远在成都治理后方，并未参与谋划。当年秋天刘备返回成都，给关羽发布了作战命令，诸葛亮对此也没有异议。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在占领荆州江南四郡后，就长期与诸葛亮分开，让诸葛亮留守后方，保障前线的后勤供给，做到“足食足兵”。何兹全指出，诸葛亮没有留在刘备身边，“恰说明刘备决定军国大事时，诸葛亮还不是不离左右的人物”。又说刘备在世之时，“诸葛亮是政治方面的主要参谋；军事方面，则全由刘备决策，诸葛亮很少参加意见，更很少在决策方面起主要作用”。他举例说：“后来的两次大战，争汉中和争荆州，刘备都是自己负责，没有带诸葛亮做参谋， 更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地位。”
五、曹魏夺取东三郡及其巩固统治的措施
（一）孟达降魏，曹丕建新城郡
延康元年（220）七月，孟达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降曹丕，他驻守的房陵郡从此脱离了刘备势力。从表面上看，他叛变的原因是与主将刘封矛盾激化。若是深入分析，则还有以下缘故。其一，由于孟达拒绝出兵，关羽军队覆亡，引起了刘备的怨恨，所以孟达叛逃避祸。如《刘封传》所言：“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他给刘备的辞行表也说：“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其二，是关羽败亡、荆州陷落后，东三郡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这一地区深入敌境，东、北两边是曹魏领土，南边三峡地段又被孙权侵占，东三郡三面临敌，又远离益州内地，一旦有急，在成都附近的刘备军队主力难以及时赴救。且孟达作为刘璋旧部，与刘备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权衡利弊后叛蜀投魏。
需要指出的是，刘封欺凌孟达的事情，刘备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没有报复惩罚孟达留在成都的亲属。孟达的儿子孟兴还在蜀国任职，直到曹魏灭蜀后徙还故乡。随同孟达叛降的将吏家属也没有被治罪，例如，“（卻）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为中书令史”，其子卻正在蜀中安然无恙，后来官至秘书令。
孟达投降后觐见曹丕，被委任为东三郡军政长官，“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达领新城太守”。这件事有些蹊跷。首先，孟达只是领房陵郡投降曹魏，上庸、西城二郡此时仍属刘备势力，曹丕提前宣布将它们合并为新城郡，应是对夺取该地区成竹在胸。东三郡的刘备军分属三股势力，即刘封、孟达所部以及申氏兄弟的土著武装。现在孟达归魏，申耽、申仪历来首鼠两端，刘备在当地的可靠力量只剩下刘封一支孤军，不过一两万人，曹魏方面认为有绝对把握拿下上庸、西城二郡，因此在事先就宣布了行政建置的改变，这也是透露讯息给申氏兄弟，动摇其信心。其次， 东三郡地处边陲，接壤吴、蜀，曹丕不派遣自己的旧部出任太守，却让降将孟达坐镇。此举遭到了不少非议，但曹丕认为“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这番话表明曹丕对孟达相当信任，认为他不会叛变。“蒿箭”的譬喻，是说孟达本来就是蜀将，即使再归降故主也不过是情况如旧，对曹魏并未造成什么损失。何况这一任命还能给申氏兄弟起到示范作用，表明降将也会受到重用。
曹丕随后下令，“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魏军突然来临且优势明显，申氏兄弟迅速倒戈，刘封兵败逃回成都，被刘备赐死。战前刘封驻军上庸，申耽、申仪屯据西城，控制着刘封归蜀的道路，他们虽然降魏，但很可能私下放刘封及其余众过境，否则后者是很难全身而退的。其中原因大概是申氏兄弟的妻子亲属在成都充当人质，通过放生刘封的交易保全其性命。数年后孟达在上庸叛魏，“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说明他是具备守境阻敌作战之能力的。
曹魏占据东三郡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分述如下。
1.分置西城、新城二郡。此前曹丕将东三郡合并为新城郡，只是虚设而已，待实际控制该地区后，即将西城郡从建制中分出，改称魏兴郡。新城郡只包含过去的房陵、上庸两郡，仍由孟达任太守，其治所起初在房陵县，后来移到位于秦巴山地东部中心的上庸。分出魏兴郡，由申仪担任太守，不仅削弱了孟达的职权，还可以使二人互相牵制。
2.迁徙申耽家族至内地。申氏兄弟占据东三郡垂三十年，其势力盘根错节，又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在政治上很不可靠。曹魏占领当地后，便着手分化削弱这股土著武装，将申耽及其家族内迁。“申耽降魏，魏假耽怀集将军，徙居南阳。”这样只剩下其弟申仪留在当地。
3.申仪徙治洵口。魏国对申氏豪族还有继续利用的另一方面，任命“仪魏兴太守，封员（郧）乡侯，屯洵口”。让申仪离开原来的治所西城县，将太守官署和所领郡兵向东迁移到百里之外的洵口，即洵水汇入汉江之口，秦汉旬关所在地，今陕西省旬阳县城。魏兴郡治与部队西迁的原因，很可能是收缩防线、坚壁清野，借此增加蜀军进攻的难度，这样后方对边境前线的支援也会更加方便。
笔者按：后来孟达叛魏，“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木阑”即木栅栏，属于防御工事。“木阑塞” 又名“木兰寨”，《水经注》云：“旬水东南注汉，谓之旬口。汉水又东迳木兰寨南，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回数里，左岸垒石数十行，重垒数十里，中谓是处为木兰寨，云：吴朝遣军救孟达于此矣。”是说木阑塞或木兰寨在洵口，即曹魏魏兴郡治附近，蜀军自汉中来援，逾西城县畅行无阻，直到木阑塞才受到截击，不能通过，这也反映了魏国在当地迁徙军民、后撤防线，放弃魏兴郡西部的情况。
4.修筑道路，改善交通状况。曹魏时期的东三郡隶属荆州，上庸、西城两郡被征服后，荆州都督夏侯尚即下令整修其内部的道路，以加强对深险地区的统治。“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余里，山民蛮夷多服从者，五六年间，降附数千家”。当时魏国荆州的治所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左攀评论说“如果单纯整修上庸以西的道路，不但不能加强对上庸的控制，反而利于孟达和蜀汉的沟通。因此在整修上庸以西的道路之前，他很可能还整修了新野和上庸之间的道路，以改善东三郡的半独立状态”，并指出后来司马懿能迅速赶到上庸平息孟达叛乱，没有良好的交通条件是无法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夏侯尚与徐晃在驱逐刘封后并未留驻东三郡，仍然是由孟达、申仪据守当地，这反映了曹丕对该地区仍然不够重视，他所说的“蒿箭”，不仅是指孟达个人，也包括险恶贫瘠的东三郡，即便丢失了也不会心痛。如田余庆所言：“东三郡实际管辖权依然如故，孟达在上庸、房陵处于半独立状态，魏国朝廷羁縻而已，未能实现完全的统治。”
（二）孟达反叛，司马懿攻克上庸
太和元年（227）十二月，孟达在新城叛变，魏明帝命令荆州都督司马懿领兵剿灭，从此稳固控制东三郡。
孟达坐镇新城七年有余，据《魏略》记载，黄初七年（226）魏文帝与荆州都督夏侯尚病故，这两位君臣都很信任孟达。孟达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继任荆州都督的司马懿早就反感孟达，“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孟达因而心怀忐忑，意图反叛“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但是诸葛亮厌恶这个变节之徒，考虑到孟达熟悉边境情况，对蜀国是个不小的危害，于是便假意与其通信联络，然后再通过间谍把这件事泄露给魏国，用借刀杀人之计来消灭孟达这股势力。
据《晋书》所言：“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蜀国间谍郭模对魏兴郡太守申仪揭发孟达勾结蜀汉企图反叛。“（明）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引起孟达的惊惧。司马懿施展缓兵之计，给孟达写信表示信任，“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孟达看到书信后，对发动叛乱的事犹豫不决。司马懿却暗地里调动军队，“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随即兵分八道，不计伤亡全力攻城，他对部下解释自己兵多粮少。“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孟达派人向吴、蜀求救，《三国志》说：“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另有记载说，吴、蜀两国都派了部队去救援孟达，但遇到魏军的阻击，未能赶到上庸。可能诸葛亮派遣了小股部队来敷衍一下，并没有全力救援。司马懿的攻城进行了十六天，后来还是策反了孟达的亲属部将，才里应外合攻陷上庸，杀死孟达。
司马懿进驻新城、魏兴二郡后，曹魏陆续实施了多项措施，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朝廷对当地的统治。
1.分新城为三郡。太和二年（228）正月，魏军攻占上庸，明帝随即颁布诏书，“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锡县为锡郡”。新城郡的治所从上庸移到房陵，其辖区大大缩小。魏国初平东三郡后将其并为魏兴、新城二郡，现在又分出上庸郡和锡郡，成为四郡。如前所述，缩小郡级政区，有利于朝廷的控制，能够起到削弱地方政权实力的作用。到太和四年（230）六月，“丙申，省上庸郡”，将其并入锡郡。秦巴山地东部重新恢复为三郡的行政建制。至景初元年（237）六月丁未，又重置上庸郡，撤销锡郡。“分魏兴之魏阳、锡郡之安富、上庸为上庸郡。省锡郡，以锡县属魏兴郡”。
2.任命州泰出任新城太守。州泰是魏国南阳人，出身贫贱，“好立功业，善用兵”，获得司马懿赏识，在平定孟达叛乱的军事行动中表现优异而得到擢用，准备提拔他做新城太守。恰逢州泰居丧，司马懿宁可空缺官职，也要等待他来上任。他的政绩出众，为此史官称赞司马懿知人善任，“取邓艾于农琐，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3.逮捕申仪，清除土著武装。曹魏初占东三郡时，将申耽家族内迁南阳，担任魏兴太守的申仪仍拥有数千家部曲，甚至不经过朝廷而私自授予地方官职。孟达被杀后，他也害怕自己会步其后尘，以致发生了动摇。司马懿把他逮捕起来，送往洛阳。此后申氏豪族不再掌控东三郡的政治权力，其影响被彻底清除。
4.迁徙孟达部曲于北边。司马懿攻克上庸后，将投降的俘虏及其家属移居到北方“，又徙孟达余众七千余家于幽州”。前述延康元年（220）孟达投魏时，隶属他的部曲有四千余家，数年之内几乎扩充了一倍，可见其势力之发展壮大。这些人众调离东三郡，减少了当地的动乱因素。
经过这次调整，东三郡的豪族势力被铲除殆尽，魏国至此真正控制了秦巴山地东部，东三郡的民生也开始进入了安定发展阶段。据陈健梅统计，魏国此后在东三郡新置和复置的县有平阳、广昌、绥阳、昌魏、沶乡、建始、巫（北巫）、魏阳、安富、武陵等十县。“因为县级政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地区开发程度，东三郡县治的增加正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结果”。
六、东三郡与三国后期的战争
自司马懿平定孟达叛乱以来，东三郡再未经历过战事。东三郡邻近蜀国的汉中，诸葛亮在那里屯驻过重兵，但他历次北伐都是攻击陇西或关中，未曾考虑沿汉水东征。即便在孟达与其联络、准备叛魏策应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带领大军攻打东三郡。诸葛亮死后蜀汉国势渐衰，蒋琬主政时曾在延熙元年（238）又率蜀军主力进驻汉中，企图利用司马懿调离雍州征讨辽东的机会再度北伐，不过始终未能出征。其原因一是蒋琬身体患病，他后来给后主上疏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二是他不愿重蹈诸葛亮北出祁山、斜谷的旧路，认为山路艰险，粮饷运输非常困难，提出了进攻东三郡的作战计划。“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这项方案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理由是汉水湍急，虽有顺流东下之便利，若是战事不利“，还路甚难，非长策也”。这恐怕只是表面理由，背后的缘故，应是群臣认为蒋琬并不擅长军事，领兵出征凶多吉少，所以纷纷考虑他战败后怎么安全地撤回来。后主怕蒋琬头脑发热发兵东进，派马忠前去制止“，琬亦连疾动，辍计”。随后又遣费祎、姜维赴汉中与蒋琬商议，决定撤销原来的计划，改由姜维领兵“衔持河右”，即进取凉州，攻击距离中原最远和防务更为薄弱的河西地区。上述计划即成为蜀汉后期北伐的基本战略方针。
蒋琬进攻东三郡的作战方案也受到后代史家的批评，如胡三省认为蜀汉应当北争关中，秦巴山地东部并非理想的战略目标。“汉、沔之水，自汉中东历魏兴、上庸以达于襄阳。欲争天下，则当出兵秦川，魏兴、上庸，非其地也”。王夫之亦云：“蒋琬改诸葛之图，欲以舟师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愈非策矣。”虽然曹魏在东三郡未驻重兵，蜀汉有可能占领该地，但继续进攻则难以获得进展。“纵克之矣，能东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因为离开秦巴山地，蜀军将在襄樊与南阳盆地与敌作战。对魏国来说交通便利，主力部队驰援不难，得以发挥其兵员众多、粮草充足、骑兵强劲等许多优势。“魏且履实地、资宿饱，坐而制之于丹、淯之湄，如蛾赴焰，十扑而九亡矣”。
吴国方面对曹魏荆州的进攻，主要是进攻襄樊、江夏两地，前者是从江陵北伐，陆道平坦，亦可经荆汉运河进入汉水乘舟而行；后者是自沔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入汉水溯流而上。若是从三峡地段北攻东三郡，则要翻越巫山、神农架等山险，不能发挥孙吴水师占优的长处。此外，孙权袭取荆州后满足于割据江南，没有进取中原的雄心。几次北伐都是劫掠破坏，并非要攻城占地，与敌人决战。如何去非所言：“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东三郡虽与吴国接境，但贫瘠险僻，又交通不便，所以孙吴对攻打那里没有什么兴趣。
反观曹魏方面，却有几次利用东三郡邻近蜀、吴的地利条件，出动偏师，策应主攻方向的用兵。分述如下。
（一）太和四年伐蜀之役
太和三年（229），诸葛亮派遣陈式攻取武都、阴平，肃清那里的魏军。这一胜利的影响较为重要，街亭兵败后诸葛亮自贬三级，但由于此次获胜受到朝廷的褒奖，恢复了他的丞相职务。而曹魏方面则觉得边患严重，雍、凉二州都督曹真奏请伐蜀。这是曹操死后魏国首次大规模进攻蜀汉。“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
首先，关中方面曹真的雍州军队是作战主力，辅以张郃率领的精锐“中军”，曹真原先的计划是走褒斜道入汉中，陈群上奏反对，认为“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明帝接受建议让曹真改变行军路线，后来选择走子午道。
其次，司马懿的荆州部队从其驻地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附近出发，南下至樊城后溯汉水西进，最终通过魏兴郡的西城县（治今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进入汉中盆地。前述他平定孟达叛乱时，出动兵力是叛军的四倍。孟达的军队被俘就有万余人，那么司马懿麾下的州军就会达到五六万人。曹真的雍州部队是伐蜀主力，数量应该多于司马懿所部，两支军队汇合后将拥有十余万兵力。
再次，曹真还动用偏师从其他路线对蜀汉发动进攻，“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这后一句话不好理解，因为武威距离魏蜀边境甚远。胡三省认为是后世传抄有讹误，“‘武威’恐当作‘武都’，否则‘建威’也”。就是说曹魏偏师的攻击目标应是蜀汉的武都郡，或是建威，建威亦属武都郡，是蜀军在祁山之南的重要据点，位于今甘肃省西和县北。
魏国的领兵将帅曹真、司马懿和张郃能征善战，手下兵马众多，魏明帝因此对伐蜀志在必得。诸葛亮在汉中采取的对策，其一是集结兵力在成固县的赤坂备战，即屯驻在魏国雍州、荆州两路兵马的计划汇合处，准备迎敌。其二是从后方调来部队增援，“命（李）严将二万人赴汉中”。其三是不死守汉中，而是派魏延袭击曹魏兵力虚弱的陇右，“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诸葛亮的筹划十分周密，但是期待中的大战并未发生。
当年秋末，豫西、陕南地区出现恶劣天气，“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曹真、司马懿的部队被困在半路，魏明帝只好命令各路人马撤退。
这次战役中，司马懿部队的情况仅有《晋书·宣帝纪》略作记载：“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后来“遇雨，班师”。表明军队是沿着汉（沔）水西行，已经通过秦巴山地东部，到达了魏兴郡的西界，由于此前曹魏将魏兴郡治向东迁到洵口，西城一带沦为弃地，道路失于整修或已荒废，所以要重新开辟，但是被淫雨阻碍而被迫撤兵。
（二）景元四年灭蜀之役
曹魏景元四年（263），执政的权臣司马昭大举出师灭蜀，“于是征四方之兵十八万”。魏国采用了多路进攻的策略，“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艾趣甘松、沓中连缀维，绪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入”。钟会属下还有东三郡的部队参与对汉中的进攻，“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后代史家多据此认为钟会从关中方面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即途经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华阳国志》：“魏相国晋文王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益州刺史师纂五道伐蜀。”顾广圻校稿云：“艾自狄道，绪自祁山，会分从骆谷、斜谷、子午谷。是为五道。”《资治通鉴》亦曰：“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此处暴露的疑点是，魏兴郡东邻汉中，太守刘钦领兵征蜀，按理应是溯汉水向西行，怎么会向北翻越秦岭，绕路从子午道南下呢？余大吉指出，刘钦的部队“趣子午谷”，实际上是经西城往西开赴子午谷的南口，“刘钦并未穿行子午谷，而是从其南口以东，向南口方向前进”。这与太和四年（230）司马懿企图穿过东三郡伐蜀的路线是一致的。
另外，刘钦部下只是魏兴郡的郡兵，该郡地险民贫，土旷人稀，申耽、申仪当年在西城、上庸聚众数千家，后来又有些部曲内迁，魏兴郡与蜀汉交界的西境还被曹魏变成弃地，因此居民不多，刘钦手下至多能出动几千人，比起钟会部下的十余万兵马微不足道。魏国命令刘钦助攻，不过是想吸引和分散蜀国汉中的防守兵力。从后来的战况来看，蜀汉采取了龟缩策略。“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结果各路魏军顺利穿越山险，进入盆地内部的汉中平原，刘钦的部队参战也没有起到牵制蜀军的作用。
东三郡南境与秦汉的巴郡、三国孙吴控制的三峡地带接壤，有道路连接，《元和郡县图志》载房州“南至归州山路五百里”，《太平寰宇记》载房州“南至归州山路五百一十二里”，是说今湖北省房县南至重庆市秭归县的陆路距离。《水经》曰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郦道元注：“江水又东迳信陵县，南临大江，东傍深溪，溪源北发梁州上庸县界，南流迳县下而注于大江也。”魏晋信陵县位于秭归县西北，其县东的“深溪”发源于上庸县境，南流汇入长江。熊会贞认为这条河流应是香溪河，“《一统志》但云，此水在归州东北准图，郦氏似亦指今之香溪，别无水可以当之”。田余庆亦云：“自秭归北出，溯今香溪河谷，越山岭五百里，接近其时粉水上源，顺水依谷可通房陵。这是汉代以来的古道。”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即经历此途。当年冬孙权袭取荆州，派陆逊领兵进取三峡，占领秭归等地后，“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同样采用了上述路线。夷陵之战后，三峡七百里地段除了西端的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仍归蜀国据有，其他各地都被孙吴占领，北与曹魏的东三郡接境，魏国此后也曾经从这条道路南下攻吴。
（三）嘉平二年征吴之役
孙权晚年政局动荡，国势渐衰。“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曹魏荆州都督王昶见有机可乘，便上奏请求南征，出动部下荆州所属军队三路攻吴，“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事在魏嘉平二年（250）冬，其中州泰即被司马懿任命的新城太守，率领郡兵南下经香溪河进攻巫县与秭归。结果三路兵马分别获胜，王昶打败吴国乐乡都督施绩，“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次年正月，“王基、州泰击吴兵，皆破之，降者数千口”。
吴国永安元年（258），“分宜都置建平郡”，属县有前述之信陵，应为建郡之后从秭归、巫县境内分置，并在香溪河口附近筑城，任命督将领兵戍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备魏军又沿香溪河南下入侵。《读史方舆纪要》曰：“信陵城，（归）州西四十五里。《水经注》：‘江水东迳归乡城北，又东经信陵城南。’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领信陵等县。孙皓建衡二年以陆抗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即此信陵也。”但是此后直到吴国灭亡，曹魏、西晋也没有再从东三郡出兵南下进攻三峡地段，其主要原因有二。
1.魏国准备率先灭蜀，暂停攻吴。司马氏平定“淮南三叛”，稳定统治之后，开始策划进军消灭蜀国。他认为灭吴需要耗费巨量的人力财赋，“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然后再顺江而下，乘势灭吴，所以停止了对吴作战，全力筹备进攻蜀国的军事行动。
2.取蜀之后顺流推进。景元四年（263）曹魏灭蜀之后，占据了位于三峡西口的永安，逐步向东扩张，原蜀汉巴东太守罗宪曾长期驻守永安，熟悉边境军情。他在泰始四年（268）之后乘敌不备，“袭取吴之巫城，因上伐吴之策”。巫城（今重庆市巫山县）原为吴国建平郡治，西晋夺取这一边陲重镇，获得了兵出三峡的前哨阵地，随后不断蚕食孙吴在三峡西段的领土，并设建平都尉来管辖，后来晋朝领土扩展到秭归西邻，在咸宁元年（275）设立建平郡并置太守，来与吴国抗衡。《宋书·州郡志三》曰：“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领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又有建平都尉，领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武帝咸宁元年，改都尉为郡，于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吴国末年的建平郡治设在秭归，其西边邻近的信陵由于兵员缺编也放弃了，西晋随即在那里筑城戍守。晋朝军队从峡口的永安、巫县等地向三峡中段的秭归推进，可以水陆兼行，又有顺流之便，彼此距离也很近，用不着再从数百里外的上庸、房陵跋山涉水南下，所以东三郡原有的对吴作战之地利，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改变而化为乌有了，这就是西晋不再从那里发兵攻吴的原因。
结语
顾祖禹说东三郡所在的郧阳府属于交通枢纽，“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从战国中叶至西汉时期，秦巴山地东部曾经拥有较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关中”与“山东”两大地域的对峙抗衡中，东三郡地段的汉水与沿岸陆道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经济往来与军事运输的作用，其中的郧关也成为天下闻名的“五关”之一。东汉以降形势骤变，由于关中地区的衰落以及江南、巴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这两个区域逐渐具备了割据称雄的经济实力，政治斗争的地理表现形式转变为南北对抗。受地形、土壤、河流等自然条件的限制，魏晋与吴、蜀用兵的主要路线是寿春、合肥至濡须口的水旱道路，襄阳南下江陵的“荆襄道”以及至沔口的汉水航道，还有秦川、陇右通往蜀地的道路，东三郡的位置偏离了上述交通干道，该地的汉水与郧关道又是贯通东西，与大军南北进退的基本方向相悖，那里的穷乡僻壤也榨取不出多少财富，所以在汉末三国前段的战争里未受群雄关注。从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爆发，近三十年内中原与江淮烽烟遍起，而东三郡却没有经历过战争，这也体现出它的军事价值很低，各路军阀都不重视这块地方，以致被王夫之蔑称为“赘余之地”，连“鸡肋”都不如。
蜀汉占据荆、益二州与汉中之后，计划从西、南两个方向夹击襄阳的曹兵，东三郡的地位价值由此陡然跃升。刘备派刘封、孟达攻占东三郡，策应关羽的北征。但是事与愿违，刘封、孟达的怯战与抗命，破坏了刘备的计划，导致襄樊战役的失败与关羽的覆亡。荆州被孙权偷袭占领后，蜀汉断绝了攻取襄阳的行动策划，东三郡也就不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尽管孟达降魏后屡次暗送秋波，诸葛亮也只是虚与委蛇，并未真要攻占东三郡。
曹魏夺取东三郡后，堵住了蜀汉东进的门户，在这一局部地域拥有了主动地位，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虽然可以利用那里的山险来防御吴、蜀的入侵，而实际上这两个敌国再也没有前来攻打过；曹魏能够从那里出兵攻击吴、蜀，却因为交通不便在六十年内仅有三次出击，而且司马懿的伐蜀遇雨中断，未能成功；刘钦、州泰的进攻尽管获胜，因为出动的都是郡兵，人数有限，战果也不大，从战略层面来看没有什么重要的收获，这是受到当时南北对抗形势与交通干线分布情况制约的缘故。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在汉末三国历史阶段，东三郡并不具备“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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