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建国啊，你说你这一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邻居王阿姨端着茶杯，坐在我家阳台上问道。
我看着楼下几个孩子追逐嬉戏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王姐，你说如果有些话能收回来，该有多好。”
“什么话？”王阿姨好奇地凑过来。
我苦笑着摇摇头：“就是那年春节，我当着三个兄弟姐妹的面，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毁了我们四个人一辈子的感情，到现在我都不敢回想。”
王阿姨放下茶杯，眼中满是疑惑：“到底是什么话，这么严重？”
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那五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深深烙在我心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结...
01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四兄妹挤在一张炕上取暖。那时候大哥张建军25岁，我23岁，二妹秀英21岁，小弟建华18岁。父亲张老爷子坐在炕头抽着旱烟，母亲在一旁纳着鞋底。
“建国，你在工厂里干得怎么样？”父亲吐了口烟圈问我。
“挺好的，师傅说我手艺学得快，明年就能转正了。”我满脸兴奋地回答。
“转正了工资就高了，咱家日子也能好过些。”母亲头也不抬地说着。
大哥建军在一旁默默听着，他从小就是个老实人，话不多。务农的日子苦，但他从不抱怨。二妹秀英最机灵，那时候已经在街上摆小摊卖针头线脑，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比在家闲着强。小弟建华读书最好，父亲总说他将来有出息。
“咱们兄妹四个，要永远团结在一起。”父亲语重心长地说：“血浓于水，这世上没有比手足更亲的人了。”
“爸，您放心，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拍着胸脯保证。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因为我的五句话，这个温馨的家庭会彻底分崩离析。
1975年秋天，父亲突然得了急病。那天半夜，他把我们四个都叫到床前。
“孩子们，我可能要走了。”父亲的声音很虚弱，“我留下的这点家产，你们要商量着分，不许吵架。”
家里的财产不多：一套三间的老瓦房，两间临街的门面房，还有一些家具杂物。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不小的家产了。
“爸，您别说这些，您会好起来的。”秀英哭着说。
父亲摆摆手：“人老了，总有这一天。我就一个要求，你们四个不管怎么分，都不许伤了和气。钱财是身外之物，手足情才是最珍贵的。”
三天后，父亲走了。办完丧事，我们四个坐在堂屋里，气氛有些沉重。
“咱们谈谈房子的事吧。”大哥建军开口说道。
“大哥，您是老大，您先说。”我恭敬地说。
建军想了想：“我觉得应该平分，四个人一人一份。”
“可是房子总共就这么几间，怎么平分？”秀英皱着眉头。
建华在一旁计算着：“三间老房子，两间门面房，总共五间。四个人分，总有人要吃亏。”
我看着这些房子，心里有了小算盘。那时候我在工厂工作稳定，儿子也快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正需要房子。而且我觉得，我是家里的顶梁柱，理应多分一些。
“要不这样，”我试探着说：“咱们先不急着分，大家都还年轻，以后再说也不迟。”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只是还不到时候说出来。
1976年到1978年，我们兄妹表面上还和以前一样，逢年过节都会聚在老房子里吃饭。但是我能感觉到，每个人心里都有了各自的小心思。
那年春天，我的儿子张军考上了技校，秀英特意买了礼品来祝贺。
“建国，军子这孩子有出息，将来工作了就要考虑结婚的事了。”秀英一边剥着瓜子一边说。
“是啊，现在的小伙子结婚，女方家都要求有房子。”我叹了口气。
“咱家不是有房子吗？”秀英眼神有些复杂。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装作没听懂：“现在这房子还没分呢，再说了，都是老房子，年轻人不一定喜欢。”
这时候建华走了进来：“二姐，大哥让我问你，那两间门面房现在空着也是空着，能不能先让我用一下？我想开个小卖部。”
秀英的脸色立刻变了：“凭什么让你用？要用大家一起商量。”
“我就是问问嘛，又不是白用，我交租金。”建华有些尴尬。
“那也不行，这房子的事还没定呢。”秀英态度很坚决。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暗暗庆幸。看来大家都开始为房子的事着急了，这说明分家的时候到了。
1978年冬天，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哥建军的儿子也要结婚了，女方家提出了要房子的要求。这下，房子的问题再也拖不下去了。
一个周末，我们四个又聚在老房子里。
“建国，房子的事咱们得定下来了。”建军开门见山地说。
“是啊，拖下去对谁都不好。”我表面上赞成，心里却盘算着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我有个想法，”建华清了清嗓子：“不如咱们把房子卖了，把钱平分。”
“卖了？”秀英立刻反对：“这可是咱爸留下的，说卖就卖？”
“不卖怎么办？总不能四个人都住在一起吧。”建华反驳道。
02
我心里冷笑，建华这小子心思倒是够活络的。房子卖了分钱，他拿着钱可以在别的地方买更好的房子，我们其他人就亏了。
“我反对卖房子。”我明确表态：“这房子地段好，卖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那你说怎么办？”建华有些急了。
我装作思考的样子：“要不这样，我把老房子要了，给你们三个补钱。门面房你们三个分。”
“你要老房子？”秀英眯着眼睛看我：“老房子最值钱，三间房加起来比两间门面房价值高多了。”
“那倒也是。”我心里暗喜，但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那你们说个方案。”
建军在一旁沉默着，良久才开口：“要不咱们找个中间人评评理，看看怎么分才公平。”
“找谁？”
“村里的老支书怎么样？他德高望重，说话公道。”
大家都点了点头。其实我心里有些不安，因为我知道，按照公平的原则，我想多占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舍不得那套最好的房子，心里开始琢磨别的办法。
第二天上班，我把这事跟工厂里的老张说了。老张比我大十几岁，在厂里资历很老，我平时很尊敬他。
“小张啊，你这事办得不地道。”老张直接批评我。
“张师傅，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些不服气。
“你们兄妹四个，凭什么你要占大头？就因为你在工厂上班？”老张点了根烟：“我告诉你，手足情比什么都珍贵，为了几间房子伤了兄妹感情，值得吗？”
“可是我儿子要结婚，不能没有房子啊。”我为自己辩解。
“你儿子要结婚，你大哥的儿子不要结婚？你妹妹将来不要嫁人？你小弟不要成家？”老张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但是我心里还是不服气。我觉得自己工作稳定，在家里的地位最重要，多分一些房产是理所当然的。
“张师傅，您不了解情况。”我强词夺理道：“我大哥就是个农民，我妹妹迟早要嫁人，我小弟还年轻着呢。这房子在我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
老张听了，重重地叹了口气：“小张，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记住我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不能伤害最亲的人。”
我当时听了这话，心里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老张太迂腐了，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利益。现在想起来，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可惜我当时太愚蠢，听不进去。
回到家里，我把白天的事跟妻子李春花说了。春花是个善良的女人，她听了我的话，脸色很不好看。
“建国，你这样做不对。”春花直接说道。
“我怎么不对了？我争取自己应得的东西，有什么不对？”我有些恼火。
“应得的？”春花提高了声音：“你凭什么觉得你应该比你哥哥妹妹多得？就凭你是老二？”
“我是家里收入最稳定的，我承担的责任最大。”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春花摇了摇头：“建国，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能出什么事？”
“你会失去你的兄弟姐妹。”春花的话很严肃：“为了几间房子，值得吗？”
我不耐烦地摆摆手：“你一个女人懂什么？这是我们张家的事，你别管。”
春花被我这话气得不轻：“好，我不管。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因为这事和你兄弟姐妹闹翻了，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俩冷战了。我躺在床上，心里想着房子的事，怎么也睡不着。我觉得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只是想为自己的家庭争取更好的条件，这有什么错？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被贪欲蒙蔽了双眼。如果当时我能听进春花的话，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一周后，我们四兄妹一起去找老支书。老支书姓王，在村里威望很高，大家都信服他。
“你们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起你们四个。”王支书慢悠悠地说：“他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将来为了财产闹矛盾。”
“王叔，我们不会闹矛盾的，就是想请您给个公道的建议。”建军老实地说。
王支书点点头，看了看我们每个人：“我的建议很简单，按人头平分。老房子价值高一些，谁要老房子，就给其他三个人补钱。门面房价值低一些，可以两个人合伙经营，收益平分。”
03
这个建议确实很公平，但是我心里不愿意。按这样分法，我不仅得不到最好的房子，还要给别人补钱，太亏了。
“王叔，这样分法有个问题。”我开口说道：“我们四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需要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王支书问。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比如说，我在工厂上班，工作稳定，将来还要养老人。我大哥务农，生活简单，不需要那么好的房子。我妹妹将来要嫁人，也用不着太多房产。我小弟还年轻，慢慢来也不急。”
王支书听了，脸色有些不好看：“建国，你这话不对。什么叫你大哥不需要好房子？什么叫你妹妹用不着房产？都是一个父母生的，凭什么你就应该多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解释，但越解释越乱。
“王叔，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建军赶紧打圆场。
从王支书家出来，气氛很尴尬。秀英的脸色很难看，建华也不说话，只有建军还在努力维持表面的和谐。
“咱们回家再谈吧。”建军说。
“有什么好谈的？”秀英终于忍不住了：“有些人心里已经有算盘了，还谈什么？”
我知道她是在说我，心里很不服气：“秀英，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秀英冷冷地说。
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回到家里，我越想越气。我觉得他们都在针对我，不理解我的难处。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兄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表面上还是和和气气的，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了芥蒂。
1979年春节前，建华又提起了门面房的事。他想在春节前开个小卖部，趁着过年生意好赚点钱。
“二姐，大哥，建国哥，你们就让我先用一下吧。”建华几乎是在求我们。
“不行，房子的事还没定下来，谁也不能先用。”秀英态度很坚决。
“就用几个月，我交租金。”建华继续请求。
我心里其实也不愿意让建华用门面房，因为一旦他用了，就等于默认了他对这房子有某种权利。但是表面上，我还要装作公正的样子。
“建华，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这房子的事太复杂了。”我假惺惺地说。
建华看出了我们的态度，脸色变得很难看：“好，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就按法律程序来吧。”
“什么法律程序？”建军不解地问。
“找律师，把房产正式分割。”建华咬着牙说：“免得以后大家闹得不愉快。”
这话一出，大家都愣了。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很少有请律师的，一旦走到这一步，就说明真的要撕破脸了。
“建华，至于吗？”我表面上劝他，心里却有些幸灾乐祸。如果真的走法律程序，说不定我能得到更多好处。
“至于不至于，你们心里清楚。”建华转身就走了。
那天晚上，春花又劝我：“建国，事情闹到这地步了，你就让一步吧。”
“让什么步？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嘴硬道。
“你没做错，那为什么建华要找律师？为什么秀英对你意见这么大？”春花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但心里还是不服气。我觉得是他们太敏感了，我只是在为自己争取合理的利益。
1979年除夕，按照惯例，我们四兄妹要在老房子里聚餐。但是这次的气氛和以往完全不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心事。
建军准备了几道菜，秀英带了酒，建华带了点心，我带了烟。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其乐融融，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过年了。
“来，咱们兄妹四个，为了爸爸，干一杯。”建军举起酒杯。
04
我们四个碰了杯，各自喝了一口。酒很烈，但是心里更苦。
“建军哥，房子的事咱们今天必须定下来了。”秀英开门见山地说。
“是啊，不能再拖了。”我附和道，心里盘算着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建华放下酒杯：“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律师说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平分。”
“平分就平分，有什么好说的。”建军表态支持。
我心里开始着急了。如果真的平分，我就得不到那套最好的老房子了。于是我试探着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实际情况？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
“又来了。”秀英打断我的话：“建国，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出来，别拐弯抹角的。”
我被她这么一激，有些恼火：“我想怎么样？我想为自己的家庭争取更好的条件，这有错吗？”
“争取更好的条件？”建华冷笑一声：“你是想把最好的都拿走吧？”
“我拿最好的怎么了？我工作稳定，我承担的责任大，我凭什么不能多得一些？”我开始失去理智。
“凭什么？”秀英站了起来：“凭什么你觉得你比我们高一等？”
“我没说我比你们高一等，但是我确实...”
“确实什么？确实比我们有本事？确实比我们重要？”建华也站了起来。
看到这架势，建军赶紧劝架：“别吵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但是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酒精让我失去了理智，心里积压已久的不满全部爆发出来。我站起身，指着他们三个：
“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
酒精在血管里燃烧，理智在一点点消失。我颤抖着端起酒杯，那杯烈酒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芒。
我知道，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将会像五颗毒针一样，彻底刺穿我们兄妹四人之间的血脉亲情。
我一饮而尽，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发出刺耳的响声。
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下来，连时间都停止了流动。
三双眼睛紧紧盯着我，他们还不知道，死神的镰刀已经举起，即将收割我们这个家庭最后的温暖。
我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三张熟悉的面孔——我的亲人，我的血脉，我即将亲手毁掉的一切。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滚，那是酒精，也是即将吐出的毒蛇。
就在这一刻，我说出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五句话，五句足以摧毁一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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