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生于东京，幼年即经历战后满目疮痍的社会，被视为“战后一代”。

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随后进入大藏省（现财务省），直接参与战后日本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970年代赴耶鲁大学深造并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形成更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

1990年代后任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等校教授，持续关注日本经济结构问题，并见证泡沫经济破裂、东日本大地震等重大事件。

2.多重身份带来的立体视角

亲历者：作为“战后一代”，作者把个人记忆与宏观叙事交织，使读者得以从地面视角体会经济起伏与社会情绪。

政策参与者：多年在大藏省、产业省等政府部门工作，熟悉官方决策流程，能够揭示“官产学”协同与政策选择的内在逻辑。

学术研究者：长期担任大学教授，使其在回顾历史时兼顾理论框架与数据验证，对制度、产业和技术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二、分析方法

“1940年体制”视角：把战时已经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系视为战后复兴与高速增长的制度根基，强调制度遗产的持续影响。

“三重合力”模型：在宏观层面将“战时遗产-外部契机-内部学习”并列，用以解释日本从废墟到繁荣的路径。

案例与数据并置：既使用官方统计、行业数据，也穿插京瓷、索尼等企业故事，以及作者本人在政府部门通宵写文件等细节，体现“故事-机制-公式”的三位一体叙述方式。

PEST与SWOT综合：在对各阶段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分解的同时，也用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框架反思政策得失，呈现多维度的结构透视。

简言之，野口悠纪雄通过制度史、比较案例与宏观微观结合的方法，重构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衰脉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面+俯瞰”双重视角。

三、战后日本经济的四个阶段

阶段

时间

主要特征

1. 战后复兴

1945-1955

美国援助与“特需”带动，修复基础设施，恢复冷轧等基础产业

2. 高速增长

1955-1973

政府-企业协同，重化→电子产业升级，GDP 年均≈10%

3. 中速增长/结构重组

1973-1990

石油危机后转向知识密集型、内需型；金融自由化、地产泡沫出现

4. 长期停滞

1990年至今

泡沫破裂、人口老龄化，增速持续走低，陷入“失去的几十年”

四、PEST分析（★表示该维度最重要）

阶段

P ★

E ★

S

T

1.战后复兴

占领军推行民主化改革

特需订单激增；外汇管制+进口配给集中资源

高失业→劳动力回流；企业共同体意识待重建

旧设备为主，技术落后

2.高速增长

冷战需求同盟稳固;通产省/大藏省强势规划

资源进口-出口导向；低利率+财政投资

勤奋高储蓄；终身雇佣稳固

依赖外部能源，技术国产化压力大

3.中速增长

冷战后期“右回旋”，重视产业竞争力

产业升级、金融自由化(1980s)

人口开始老龄化；中产消费扩张

石油危机冲击；全球竞争加剧

4.长期停滞

政府频繁更迭，政治碎片化

资产价格暴跌；超宽松政策副作用

老龄化加速，劳动力收缩

创新效率不足；全球化下行

五、SWOT分析1.战后复兴（1945-1955

S：外部特需+援助；集中式“1940年体制”动员力

W：资源贫乏、资本短缺

O：美日同盟带来安全-市场双重保障

T：战时工业结构残破，技术落后

2.高速增长（1955-1973）

S：政府精准产业政策；劳资协作为高效率生产提供社会契约

W：对外部能源与出口市场高度依赖

O：冷战红利、全球价值链扩张

T：环境与资源约束逐步显现

3.中速增长（1973-1990）

S：已完成工业化，产业技术积累深厚

W：人口结构恶化，金融自由化风险

O：知识密集型升级窗口

T：全球石油危机、贸易摩擦

4.长期停滞（1990年至今）

S：高科技基础、充足储蓄

W：资产价格泡沫、银行不良资产

O：服务业与创新全球化

T：少子老龄化、全球低增长环境

六、成功措施利弊分析1.1940年体制的延续

利：集中资源快速修复基础设施、扶植重点产业，为工业化奠基。

弊：官产学利益同盟固化，保护主义与低效投资长期存在，成为后来结构性失衡根源。

2.朝鲜战争“特需”与冷战红利

利：外部需求瞬间放大，外汇迅速积累，出口导向模式启动。

弊：对美军需和美国市场的依赖，使日本经济易受外部政治与需求波动影响。

3.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模仿/创新技术路线

利：迅速完成重化→电子产业升级，实现后发赶超。

弊：选择性扶植导致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技术国产化过程中出现重复投资。

4.高储蓄-终身雇佣-劳资协作

利：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和稳定劳动力，支撑高速增长。

弊：劳动力市场僵化，阻碍了服务业与创新部门的结构性转换，老龄化后负担加重。

5.广场协议后超宽松金融与资产泡沫

利：日元贬值刺激出口，80年代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弊：地价、股价泡沫破裂后，银行不良资产、政府债务双高，进入长期停滞。

七、结论

战后日本经济的每一次跃迁都离不开“体制遗产＋外部机遇＋内部学习”的组合。

然而，同一套成功机制在下一阶段往往变成掣肘：“集中动员体制”成就了复兴与高速增长，却也在泡沫经济与长期停滞中显露出弊端；“高储蓄-劳资协作”支撑了工业化，却在人口结构急剧恶化时成为负担。

理解这些利弊循环，是我国在产业升级、制度转型时的重要借鉴。

参考文献

[1]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M].张玲，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