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谅山前线硝烟未散。一支解放军部队突入越军某处营地时，眼前一片狼藉——越南女兵早已溃逃，散落满地的枪支旁，半开麻袋里的大米撒了一地。

一名老兵弯腰拾起弹匣，指腹摩挲过上面“中国援助”的铭文，突然狠狠一拳砸在弹药箱上，铁皮凹陷处渗出暗红血珠。四周寂静，只余包装袋在风中翻飞的哗啦声。

这是对越反击战第9天最寻常的攻占场景，却成为无数参战者半生难愈的心伤。

当战士们踏进越南女兵营地，映入眼帘的是整箱未启封的56式步枪，弹药箱上“中国·1968”的钢印尚未磨灭；墙角堆放的53式机枪枪管泛着冷光；手榴弹木箱内衬的油纸上，红星标志依然鲜亮。

厨房角落更堆着印有“赠越军民”字样的米袋，散落的大米混着泥土，被慌乱的军靴踩进泥地里。

“那些大米袋上的字，是用咱中国人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红漆刷的！”一位云南籍老兵回忆时嘴唇仍在颤抖。彼时中国工人月薪不过数十元，却向越南输送了200亿美元援助——足够建造300座长江大桥的巨资。

在越战最艰难的岁月，中国火车日夜不停向南行驶，500万吨粮食、15万支枪械、2万门火炮跨越国境，支撑起越南的抗美斗争。可越军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用这些枪炮射向昔日的恩人，说其白眼狼不为过。

更令战士们痛心的，是越南女兵将中国军人的仁义化作杀戮武器。40万越南女兵在男性凋零后走上战场，她们深谙一个事实：解放军严守“不伤平民、不辱妇女”的纪律。

于是毒计频出—，老街巷战中，佯装孕妇的越南女子伏在战士背上，匕首却从袖中滑出刺进战士后心；行军途中，提篮“农妇”掀开遮布，赫然是拉开引信的手榴弹；送水姑娘甜笑着递来竹筒，清冽泉水中已溶入剧毒。

最令人愕然的是裸身战术：当赤条条的女俘垂首啜泣，年轻战士窘迫移开视线刹那，她们猛然抽出暗藏的刀刃扑来。在126师副师长赵连玉遭伪装平民的女兵狙杀后，许世友将军震怒下令：“凡遇妇孺！先鸣枪驱散！”

面对如此背叛，中国军队的反差令人动容。我军俘获的117名越南女兵，在战俘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尊严：管理人员严禁单独进入女俘宿舍；发放的物资包含梳子、内衣甚至卫生棉；瑞士红十字会主席目睹女俘排练歌舞时惊叹：“这是值得世界学习的战俘标准！”

而同一时期被关押在奠边府监狱的12名中国女兵，遭遇却截然相反。她们目睹战友遭越军凌辱后自尽，仅剩7人冒死钻过法国人遗留的地道，在原始森林爬行半年才逃回祖国。这种残酷对比，恰似当年援助粮袋上的红字——一边用热血书写仁义，一边用鲜血刻写背叛。

当部队回撤时，满载卡车的不仅有缴获的武器，更有那些印着汉字的米袋。带不走的工厂设备，则在爆破声中化为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