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这既是宏观政策的创新，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体现。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提出，夯实宏观经济基础，稳定消费预期。在新形势下，把握住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尤为重要。

原文 ：《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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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

围绕“人的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扩大供给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我国税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较高，消费税占比较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4年税收数据，增值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38.1%，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比23.4%。这种税收体制驱使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抓大项目建设、土地开发扩大税基；相反，由于征收消费税产品种类少，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缺乏推动消费的激励。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通过财税制度调整，激励地方政府抓消费、促消费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强调生产端向更加注重消费端转变。近年来，我国一些行业出现“内卷式”竞争，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带来低价、低利润等问题，甚至对产品质量和行业创新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对整体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调整激发我国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推动我国从消费大国向消费强国转变。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具备成为消费强国的条件。这就要求财政体制和金融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政策还应更多地关注消费端，开发更多支持消费的金融产品，包括贴息、低息消费信贷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消费金融支持。

从侧重投资于物向侧重投资于人转变。过去，我国在投资于物方面用力较多。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更多应围绕促进消费来做文章。需求是投资的牵引，也是投资的方向。一方面，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但供给端仍存在明显短板。从更好满足需求的角度看，必须向投资于人转变。另一方面，传统的基建等领域投资效益下滑，甚至存在一些过度投资、重复投资，一些领域的制造业投资也造成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从改善投资效益的角度看，也必须转向投资于人。

需求一般包括政府需求、企业需求、团体需求和居民需求四个方面，其中，居民需求即“人的需求”最为重要，因为政府、企业、团体需求最终都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因此，扩大内需关键在于围绕人的需求展开。制定扩大内需政策，不应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而应针对不同人群，分层分类施策，这样才能更加精准有效。

我国仍有8000多万中低收入困难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消费能力受限于收入不高。因此，提升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各地区应确保最低工资标准年增长率不低于GDP增速，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水平。医保和养老是该群体的重要负担，要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财政应加大补助和支持力度，减轻其生活压力。加强帮扶与防返贫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可考虑在相关政策框架内，向该群体发放涵盖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的消费券，直接提振其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且分布广泛，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薪金，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制约该群体消费的突出因素是工作忙，缺乏闲暇时间消费。要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切实落实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的政策，加快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确保工资薪酬合理增长。消费需要时间配合，若仅有收入而缺乏闲暇，消费潜力也难以充分释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带头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为提振消费创造更多闲暇时间。

高收入群体，如企业高管等，其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高品质、高层次消费有较强需求。应适当放松限制，消除政策约束与负面舆论，鼓励其消费，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和需求不一，有的“有钱有闲”，有的需要照顾护理。这一市场空间广阔且能吸纳大量就业，应通过支持发展旅游、培训、康养等产业，激发银发经济消费潜力。我国在这些方面长期供给不足，而外部环境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特别是从制造业退出或被裁的农民工，亟待新的就业渠道。若能在这些服务业中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将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消费意愿强，制约其消费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要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和稳定其就业。一方面，政府要根据需要及时补充工作人员，增加公益性岗位就业数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鼓励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稳岗稳员，乃至尽可能增加招聘，为大学生和农民工等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其有收入能消费。只有针对不同群体消费特点和堵点卡点精准施策，方能确保提振消费政策真正落地生效。

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

打开当下宏观调控新思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当下面临的问题集中概括为“内需不振、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这表明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简单运用逆周期调节或跨周期调节的对策难以奏效。因此，在研判宏观经济运行逻辑时，我们必须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修正，系统梳理宏观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为例，今年一季度为124671亿元，同比增长4.6%。从近十年的变化来看，疫情发生后的五年间（2020—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速为3.49%；而在此之前的五年（2015—2019年），年均增速为9.43%。因此，尽管2025年一季度实现了4.6%的增长，但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基于此，许多从事宏观经济分析的专家指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是消费需求不足。这显然是对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消费需求不足”与以往的“消费需求不足”之间有无不同？

我们需要解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的构成方式。该指标本质上是“价格×数量”，即各种商品和服务消费数量与其单价乘积的加总。从各项数据可以发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是价格下降所致，数量并未出现大幅减少。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反映的价格下滑并非市场机制下的正常波动，而是居民收入下降、收入预期转弱所致。出于谨慎考虑，消费者更倾向于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与服务。

系统考虑多重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当问题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社会总供求失衡时，宏观调控目标便是扩大需求，所有政策资源配置需要围绕“如何扩大需求”这一核心内容展开。这种目标设计逻辑显然是在问题单一背景下形成的。例如2008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通过1.18万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带动了4万亿元的投资，进而显著推动了经济发展，其背后体现了“扩大需求”的单一目标。

然而，面对当前内需不振与预期偏弱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宏观经济运行新格局，在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同时必须考虑添加“稳定预期”这一新的目标。新目标的加入意味着在选择与配置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时，其逻辑关系也会随之变化。不仅要判断各类政策工具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联性，还需明确其与“预期”的关联程度。基于“对症下药”的基本原则，复杂化的目标设计逻辑已成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现实，也是研判未来经济运行新逻辑的重要切入点。如果片面执着于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维度，则难以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也难以取得宏观调控的实质效果。

近五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扩张力度是空前的，如何将前所未有的扩张性政策资源有效配置到双重，甚至多重目标体系之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四稳”，即“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因此，在配置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时，不能仅围绕“扩大需求”这一个目标，而必须系统考虑多重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积极塑造良好的社会预期已成为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注重宏观调控的可持续效应。根据惯性思维，我们通常将宏观调控等同于逆周期调节，即宏观调控主要依赖于政策调整。当面对的问题日趋多元且复杂，宏观目标设定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便不能再简单将调控手段局限于政策调整。政策调整在短期刺激需求、拉动经济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不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难以实现稳定社会预期的目标。例如，发放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措施，虽然能够拉动当季的消费需求，但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收入预期。因此，当前应避免将兼顾多重政策目标的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逆周期调节。要立足长远，注重宏观调控的可持续效应。除了继续运用政策调整工具外，还要将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改革是应对长期性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政策调整则可用于解决短期性与周期性问题。

“投资于人”是重点。宏观调控着力点的选择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按照惯性思维，尤其是在扩张性政策的框架下，宏观调控通常以“投资拉动”为主，主要体现为“投资于物”。如今，随着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进，调控的重点正在向“投资于人”转变，即宏观政策的着力点转向居民个人，推进“消费拉动经济”而非“投资拉动经济”。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不是一般意义的变化，至少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而言，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对于其背后蕴含的新故事与新逻辑，需要我们深入总结和理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9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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