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越来越发现：
国央企领导，也不好干了。
为什么？因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织得越来越严密了。
从“限薪令”到“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从“高压反腐“到“紧盯 逃逸式辞职”，
“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正逐渐被“收入与付出挂钩”、“权力与责任对等”所取代。
“限薪令”：“天价年薪”不再，薪酬大幅缩水
前几天谈到，
这一轮“限薪”，正是从高管开始。
首先是“市场倒逼”。
近几年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央企经营也压力山大，
薪酬与绩效强挂钩，“躺着赚钱”的时代过去，高管们的“高薪”，也拿得越发烫手。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已公布2024年业绩的24家券商中，有18家高管薪酬缩水，
其中中X证券等头部券商的高管，薪酬同比降幅超过50%；
根据2024年42家A股上市银行年报，有78.5%的银行高管薪酬缩水，薪酬总额降幅近20%，
其中长沙银行管理层薪酬从1141万元暴跌至248万元，降幅高达82.4%；
根据乐居财经统计，2024年， 63家A股上市房企的董事长、CEO，人均薪酬从2023年的157.41万元降至 126.61万元，
其中ZS蛇口、华F股份、保L发展等头部央/国企董事长、总经理，降幅超200万。
其次是“政策加码”。
事实上，这些年国央企高管的薪酬是一直在下降的，
从2009年六部门联合发出“限薪令”，到2014年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及履职待遇规范出台，
“央企高管千万年薪”新闻几近绝迹；
从2018年出台工资总额决定机制，负责人薪酬在总额内单列、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
到2024年要求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
再到2025年新一轮“限薪令”，各级次负责人薪酬被传控制在300万元以内...
这些年，从高管的薪酬设计来看，
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效率”而让渡了部分“公平”，那么现在显然是在往“公平”的方向修正。
“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
打破“铁饭碗”、重塑“铁交椅”
GWY国资委去年明确要求：2025年底前，国有企业全面推行管理人员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制度。
这项制度，旨在打破管理人员长期以来“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痼疾：
一方面， 不合格的管理者，就应该“能者上、庸者下”，
有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才能为企业发展带来生机；
另一方面，将“帽子”、“位子”与企业效益牢牢捆绑，
才能增强管理层的危机意识、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事实上，这几年，许多国央企对于管理人员的调整、退出，已经动了真格，
中央企业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的比例，就已经从2023年底的4.5%提升到了2024年的6%.
“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像一把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许多国央企领导，也有了深切的危机感。
“高压反腐”：利剑高悬，“当官”成“高危职业”
根据ZY纪委工作报告：
2024年，全国J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7.7万件、处分88.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就被查处9.4万人。
国央企作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之地，长期以来由于人事财权集中、利益诱惑巨大，监管难度大、监管力量不均衡，
极易成为靠企吃企、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的“重灾区”。
但近几年来，被审查、调查的国央企管理人员数量明显上升，
重拳反腐之下，国央企领导也成了“高危”职业。
博主也曾目睹过往威严不可侵犯的大领导，在教育警示片里痛哭流涕的样子，也亲身体会“大会现场被带走”的震撼，
只能说，利剑高悬下，任何人都不要抱侥幸心理，
因为体制/泛体制内赚大钱的方式，都写在刑法里，
若抱着“当官发财”的心态，那么“翻船”是早晚的事。
紧盯“逃逸式辞职”：切断“离职套利”退路
近日ZY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聚焦多地紧盯国企领域的“逃逸式辞职”。
“逃逸式辞职”是指为逃避责任而进行的“策略性辞职”，
有的是在位时就“劣迹斑斑”，担心事情败露而提前辞职、退休，企图规避审查；
有的是在职时并未实际谋利，但为相关企业办了不少事，时机成熟后再辞职跳槽让企业兑现“权力期权”；
还有的在职时就“提前筑巢”，离职后再到原来的业务管辖范围内任职或自己当老板，玩转“政商旋转门”。
这些操作，潜伏期可达十数年，方式隐蔽、查处难度大，也曾让一些人幻想“一走了之便能安全着陆”。
但现在，随着 “逃逸式辞职”的退路也逐渐被盯上、堵死，
今后，甭管你是想“上岸”还是去“洗澡”，只要是“带病跑路”，就很难再一“辞”了之。
前些年大干快上，发展的过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
如今潮水退去，制度的网一步步被扎牢、织密，
国央企高管以往的“好日子”，也逐渐被戴上了“增压阀”、“紧箍咒”。
不过，这对企业、对员工来说，未尝不一件好事。
因为“官”不聊生，正是“民”之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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