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龄：What can I do for you？ |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全国肿瘤|内科|医生|外科|心脏科|心血管医学博物馆|林延龄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为『心血管医学博物馆』整理原创内容

（全文共约 11000 字，阅读约需要25 分钟）

编者按：林延龄，对于中国介入心脏病学领域而言，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他身上有很多标签：心脏病学专家、爱国华侨、教育家、艺术家、画家、书法家、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一生堪称“传奇”。

他在不同国度间游走，身份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

一只父亲留下的手表，一个十七岁少年的誓言，一段跨越三十多年的东西方医学桥梁之路......

这是一个关于跨越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归属与选择的故事。

采访者：林教授，能否与我们分享您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这段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您？

林延龄：我出生在新加坡，那是个充满移民精神的城市，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跨越苦难的故事。我们家在一个小公寓里，兄妹六人，我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爸爸叫林焜耀，是从福建同安坐难民船来到新加坡的，他当时为了逃避战争，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到达新加坡后，他在华联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职位很低，从最基本的职位做起，但他一直努力工作，最终成为了分行的经理。

妈妈叫刘应选，福建厦门人，我的外祖父曾是新加坡YMCA1的总干事，参与过许多慈善事业，母亲承袭了这种开放和人文关怀的家族精神。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她始终坚持要给我们最好的教育，是我一生受益的根本。

我们兄妹六人，第五个妹妹叫正慧，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起初，大哥叫“延平”，父母期望战争早点结束，后来日军投降，为庆祝战争胜利，他们将大哥的名字改为“延凯”，是凯旋的含义；二哥叫“延川”，寓意川流不息；我叫“延龄”，顾名思义，希望我能健康长寿；四弟叫“延年”，六弟叫“延庭”。

图1全家福后排左起：延川、延龄、延凯；前排左起：延年、妈妈、延庭、爸爸、正慧

说来也招笑，我自小更像是个“病秧子”，幼年便得了小儿麻痹症2导致右腿受损，我生命最早的记忆，就是外婆不时带着我，从家里往返于中央医院。除此外，皮肤病、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也是常伴我左右。记得有一次，父母从中医处获取到一个偏方，用一种罕见的植物花朵水煮后烫在我颈椎处，非但没治好，反而给我留下了严重的烫伤，那段痛苦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

采访者：那自小在新加坡的求学之路是怎样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林延龄：我在新加坡的求学经历非常特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仍然是英国殖民地，大约70%以上都是华人。虽然华人子女上学可以自己选择华校或英校，但第一批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大部分都希望子女能够学习中华文化，继承传统价值观，所以上华校居多。当时有一所相当特殊的学校——公教中学3（小学），同时使用中文和英文教学，我们兄妹几个都被送到该校接受双语教育。现在看来，要是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远见，我的命运将被完全改变。

因小儿麻痹症，读书期间，我并不能参与户外体育活动，大部分时候，我都能在教室里静静地画画，六岁时我甚至获得了国际儿童画比赛的奖项，爸妈觉得可能我在绘画方面应该有些天赋，便在我十一岁那年同时报读了南洋美术专科学校4。也是因为年龄太小的问题，林学大5校长拗不过我母亲的叨扰，破例让我在他画室从“学徒”做起。

哈哈，这样的安排，倒是很符合传统的中国教育方式。

图2 南洋美专1961年毕业班，林延龄（后排左三）

这样，我上午在双语公教学习，下午便又被送到南洋美专学习美术，三年课程修的是西洋美术，中国水墨画的根底，则是林校长给我打下的，这让我在日后自己可以从事中国书画奠定了基础。

图3 十四岁林延龄从马来西亚皇后手中领取绘画特奖，照片由父亲拍摄

采访者：可以看的出来，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您会成为一名画家或者设计师，那您又是怎么会成为一名医生呢？

林延龄：这还要从我父亲病逝说起，那是在我高考前一个月，爸爸突然胃出血病倒，当天负责收治的是中央医院6的外科主任，我们很高兴，觉得运气好能碰到最好的外科大夫。

那时候两个哥哥都已经拿到“哥伦布奖学金”前往澳洲学医了，我是家里最大的，一直跟着妈妈在医院陪护。因为妈妈英文不好，我负责与医护人员沟通。可是爸爸几次手术后，病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就一直想找那个主任问爸爸到底什么病，但总是找不到他。

有一天他来查房，我很高兴可以直接问，但他不理我，我话都没讲完，一大堆人跟着他就走了。再碰到第二次机会，我又满怀希望地冲上去问爸爸什么病，他头都没抬，又不跟我讲话，所以很生气。

近乎冷漠。

这让我非常失望，也让我对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在爸爸身体好的时候，我曾跟爸爸说我以后想当画家，他说不行，画家活不了（难以生存）。我想了半天，脑子里能想到和画画有关的也就是建筑设计师了，“那我学设计可以吗？”他说设计师可以。

爸爸临终时，还是对我说：“如果你像你两个哥哥一样，能拿到哥伦布奖学金，就去澳大利亚学医吧。”

我内心非常复杂，说“好，我答应您！”

那年，我十七岁，一句“答应你！”既有对父亲临终心愿的回应，又有对父亲去世的深深悲痛。“画家我不当了，设计师我也不做了，我要做医生，但我要做一个不同于那些冷漠、没有人文关怀的医生。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这里，好好的教这里的医生们，让他们都做好的医生！”

对于我而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你和他讲什么是医德，他是不懂的，他只知道“哪有这样的医生？医生应该帮助人的。我爸爸病了，非常严重，家属想跟你说句话，问问情况，你怎么可以什么都不说？！”

就这样，在我顺利考取“哥伦布奖学金”后，我毅然前往澳大利亚学医了！

采访者：是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我们听说，在您父亲去世后，您还收藏了一只欧米茄手表，是您手上这只吗？能否讲讲它背后的故事？

林延龄：是的，（稍微沉默片刻）爸爸妈妈生前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兄妹的教育，特别是在哥哥们获得“哥伦布奖学金”的时候，爸爸非常高兴，在两位哥哥在出国之际，用平日辛苦攒下的钱，分别购买了两只欧米茄腕表，以此奖励在学业上的成就。那时的欧米茄手表对于我们家来说，是极为珍贵的礼物。

爸爸病倒住院时，家里为了表示对他的爱，同样，选购了一只欧米茄手表送给他，表壳上用英文刻着：“送给最亲爱的爸爸，儿子们和正慧敬赠，1965”。爸爸把手表戴在手上，直到他辞世的那天。在爸爸去世后，在我前往澳洲求学时，妈妈便把手表给了我。

图4 送给父亲的手表

这只表，陪伴我走过了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林教授停顿了一下，眼中有些湿润）每当我戴上它时，我总是感到爸爸依然在我身边，给予我支持，提醒自己，不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当初的承诺——做一个真正关心患者、能为病人带来希望和安慰的医生。

后来，我真的回到了新加坡，回到了中央医院，担任新加坡心脏中心主任。一天来了位既特殊又普通的病人——当年给我父亲动手术的外科教授，他得了冠心病，时空与身份的倒置，一时间让我感到一阵错愕。

当他走进我的诊室时，我一眼便认出了他，“我们多年前见过面。”

他有点惊讶：“哦？什么时候？”

我说：“多年前，您曾给我父亲动过手术。”

他的态度举止，还是跟当年一样的傲慢“哦，他近况如何？”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我父亲是谁，也不可能记得我父亲手术的事情。

我说“Unfortunately, h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他也直率补了一句“I'm sorry.”

萍水相逢，恩怨情仇，颇有点武侠小说中遇见“杀父仇人”（不恰当）的那一幕！霎时之间，父亲躺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二十三号外科病房中的印象，清晰地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这个故事，我经常在讲给年轻医生听，我会问他们，“如果是你，你接下来要说什么？”

当时，我对眼前的这边病人说，“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才是正确的、专业的，你做医生，不该让情绪、情感影响到你的专业，要把个人情感控制住，询问病情、为他治疗，才能做专业的医生。

四十年前的医患位置倒过来了，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先父遇到那位高傲的医生竟然变成了我的病人！那时刻要是爸爸能在病房中，看到我给他的医生行医施诊的实况，他一定会感到宽慰的。

四十年前我所发的誓言：“有一天，我一定会回来这里，好好的教这里的医生们，让他们都做好的医生，不要像那治我父亲的医生那样的医生！”在四十年之后实现了。

采访者：后来到澳洲学医，是什么原因让您一步步走向了心血管医学这个领域？

林延龄：当我刚到澳洲时，主要集中在基础医学的学习上，逐步积累了医学知识，后来在我的医学博士研究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与心血管相关的血液动力学问题，尤其是妊娠期高血压对心脏的影响，这为我后来进入心血管医学打下了基础。

不过在澳洲的学习也让我感受到了东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我发现西方同学的学习态度非常灵活，他们善于运用横向思维，即使面对完全不熟悉的问题，也能通过推理和分析快速找到答案。

有个澳洲同学让我特别佩服，他经常不去上课，而是跑到图书馆自己看书，然后跟大家讨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从小到大我都是每堂课必到，笔记记得密密麻麻的，经常要熬到凌晨才能整理完。可是成绩出来，人家总是比我高。这让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传统死记硬背的方法有问题。

不过我也发现，澳洲学生有个毛病，就是不太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像学医这种事情，如果基本的医学知识都不扎实，那看病的时候可能会出大问题的。

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东方严格的基础训练，跟西方那种灵活思考结合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尝试这种学习方法了，也开始注意东西方的各种差异与融合。

图5 博士毕业典礼与三位老师合影左起：沙士比、华德斯、林延龄、葛拉斯戈7

博士学位完成后，我本应按合约返回新加坡。然而，在澳洲心脏专科委员会主席保罗·可纳教授的推荐下，我获得了一个机会——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心脏内科的培训，而通常这个过程需要三年时间。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不断催促归国，一方面是澳洲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别无选择，只得以赔偿的方式解除了合约问题，继续留在澳洲学习培训，成为了一名澳洲公民。

后来我的研究也从传统的影像学转向了更具挑战性的介入心脏病学，而真正使我转向心血管介入治疗的是我在麻省总医院8的两年学习经历，我有幸接触到了当时最前沿的介入治疗技术，尤其是经皮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PTCA）。这种技术使用微创手段，通过导管、球囊直接治疗心脏血管阻塞，彻底改变了我对心血管疾病治疗的理解。

图6 林延龄教授与妻子马文瑾在麻省医院前留影

当时，我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专家一起合作研究，学到了如何在临床中处理复杂的心脏病病例。回到澳洲后，我继续从事心血管介入治疗工作，并开始带领团队在澳洲推广这一领域的最新技术，多年探索，逐渐从单纯的技术学习者，成长为一名能够独立处理复杂病例的介入心脏病专家。

采访者：您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当时是怎样的情景和心境？

林延龄：1983年，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心情无比激动。当飞机顺利降落在上海的机场，看到那两个大大的“上海”字，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作为一个海外华裔，踏上父母的原生土地，这种感情是复杂且深刻。我一直在海外生活，想象过无数次自己会如何回到祖先的土地，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心里充满了对“归属感”的渴望与感动。

到达上海后，我来到黄浦江边，站在浦西的渡轮码头，看着对面的浦东，拍下了上海的第一张照片。那时候黄浦江水面上，船只拥挤，船上有着各色各样的人，他们或是背着货物的小商贩，或是为了谋生的打工者。

图7 1983年从浦西瞭望浦东

改革开放这些年，上海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今天的浦东，早已是高楼林立，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矗立其中。那一晚，我站在外滩上，目睹了浦东璀璨的夜景，霓虹灯和激光光柱照亮了整个夜空，与三十年前的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时候到访中国的游客不多，我在北京参观颐和园9时，用普通话和“老北京”人打招呼。

人群中一人听了，兴奋地高喊“嘿，这老外会说普通话！”

那一瞬间，我有些困惑，自己虽然是华裔，但同样留着华人的血脉，却在中国被称为“老外”，这一直让我耿耿于怀，也让我对身份认同产生了新的思考。在澳洲时，澳洲人眼中我是“中国人”；在新加坡，因为入了澳洲国籍，所以他们把视为“澳洲人”；而在中国，我反而又成了“老外”。

我总感到自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游走，身份的界限也总是模糊不清，似乎是掉入了国籍的裂缝。

2004年的时候，吕树铮教授领导成立了“中国冠心病介入沙龙10”，受邀很多资历成熟的介入心脏科医生，加入会员的第一年，我是名单里唯一英文名字专家，很是扎眼，我和吕教授进行了“友善抗议”。第二年，我的中文名字“林延龄”出现在会员名单里了，可惜后面还有个“（澳大利亚）”，我这刚热乎的心又冷了不少，再次和吕教授提出“友善抗议”。终于在第三年，我的名字和其他会员没有了不同之处，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国心脏病专家。

当时我在开幕式上致辞说道“作为一名海外华人，我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被接受为一个‘fair dinkum’（澳洲土语‘真正’）的中国人！经过三年的争取，我终于成为了你们中一名普通的会员，心满意足了。”

采访者：我们都知道您对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技术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呢？

林延龄：大约在1986年，受到中澳心脏外科手术联合培训的启发，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何我自己不训练中国医生们学我也刚学会的PTCA技术？这新的冠脉血运重建技术肯定是要取代外科搭桥手术的，我甚至可以用学员们熟悉的语言——中文来同他们沟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图8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与陈传荣11共同完成手术

我开始小心缜密地划定培训蓝图，先从中华大地上的几个重点城市着手：华北是北京，华东是杭州，华南是广州。这三个是重点城市，所选培训医院也必须是具有影响力的医疗中心。除了到中国去进行培训，我同时也设计了一个平行的规划，就是把具有潜质的中国医生接到墨尔本进行培训。

当然这中间，为了保障培训正常开展，我们也邀请了多位热心中国发展的华人富商、慈善家，筹措资金、组建基金会，让更多中国医生能够到澳洲进行培训。

对于从中国来澳洲接受介入培训的学生，我会让他们得到亲自动手操作手术培训的机会，这个机会在海外进修培训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病人而言，这是需要牺牲精神的。

因此，我接受的中国学员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他们在学术与专业上都要有卓越的表现；第二、要有基本英语的沟通能力；第三、他们都必须有中国院方的推荐；第四、派送他们出来学习的医院必须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某个区域的介入心脏学培训中心。最后，这批学员学成之后都必须回国去治中国的病人，不能居留在澳洲。

澳洲原住民有一种弓形的狩猎工具叫回旋镖，扔出去可以飞回到手上，我就是希望，去到外国受训的中国医生都能回国服务，造福他们的人民。

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金凡是最早来澳洲参加培训的心脏介入医生之一。在他回国后，便邀我到其医院开展示教，一同完成了几例PTCA术。除了杭州外，从国内到国外（新加坡、澳洲）培训的中国介入医生包括韩雅玲、王建安、陈纪言、乔树宾等多位医生。

图9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与金凡共同手术

我带着澳洲团队到访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沈阳、昆明等数十个有余，行程贯穿全国。

图10 林延龄示教过的城市

有一年，澳洲博士山市的当地报纸《白马公报》就中澳心脏培训的事情采访了我，刊登了一篇特写报道，题为《满怀中国心的医生》。

回头看，今年是2025年，1986年一项不经意地展开的培训工作，三十多年了，满满地占据了我从医生涯中的黄金时光。

图11《白马公报》刊登的《满怀中国心的医生》剪报

采访者：再次感谢您为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知道您还有一个“林氏查房”受到医生热捧，这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林延龄：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各处传授技术与临床经验，其中我更重视临床中的人文关怀，治病人而不单治病。我这样的临床查房方式，同道们给它取了“林氏查房”的一个尊称。

“林氏查房”的核心理念，是我多年来在临床中的反思总结，特别是受到威廉·欧斯乐12教授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我看来，我的“林氏查房”其实就是“欧斯乐查房”。

作为现代内科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欧斯乐表示“医生”的素质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科学知识、临床经验、文学修养以及最为重要的爱心与关怀。通过“林氏查房”，我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在临床查房中传递给年轻医生，让他们真正理解医学不仅是技术的堆砌，更是人文的关怀和生命的延续。

其实并不难，要怎么做？

你要在三分钟内，让病人成为你的朋友，和病人主动打招呼，嘘寒问暖，闲聊家常，其实是了解可能和病患病情相关的信息，建立交情后，再开始专业谈话。

图12 构成一个完美医生的四个人左起：林纳克13、哈维14、欧斯乐、席德亨15

其次，我一直强调“治病人，不治病变”。我在查房时，很多医生离了机器不会看病了，看的都是报告。

“患者，男，73岁，心绞痛5天，心电图显示…造影显示…生化指标显示…血流动力学显示…”都是数据指标。

我说如果你在飞机上，叮……广播响起，“有没有医生，飞机上有客人不舒服”，你举手去看了，问空姐有没有心电图机、有没有肌酐蛋白检测，如果没有就不用叫我了，我不会看。

这哪行！过于依赖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结果而做出诊疗决策，这样并不能成为一名“医生”，只会成为一个“医匠”。诊断的“三部曲”一定要是留心倾听患者的病历病史，仔细地检查病人相关体部，然后客观分析所有的检验报告。

图13“林氏查房”现场

再者是医德，不仅仅是欧斯乐，中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16也在《千金要方》中写下“大医精诚序”，指出，医德高尚是一名“大医”的首要因素，医贵有德，往往比医术精湛来得更重要。在我的查房教学中，我经常告诫年轻医生，医学的核心并非单纯地解决技术性问题，而是通过关心、理解和尊重每一个患者的个体差异，做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在“林氏查房”时，我时常会问年轻医生们：“如果病人是你的母亲，你将怎样诊治她？”

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图14 林延龄为心血管医学博物馆题字“医贵有德”

采访者：林教授，我知道您出过一本摄影集叫《东西看》，你也一直在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身份去促成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这其中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林延龄：我是一名心血管医生，我的一生就像是一根冠状动脉手术的导管，把两条血脉连接起来，当然不只是血脉，这个根导管连接的更是东西方文化。我尝试把自己眼中的东西方文化精华，包括医学、艺术、文学上的精华，融合起来。

《东西看》这本摄影集是1995年出版的，不过原本我打算叫《眼里的音乐》，在出版前，我悻悻地找到了澳洲现代美术之父艾伯特·塔克17先生，希望他可以为我题序，塔克先生对待艺术的态度严肃而执着，虽然我曾为他治过病，并将他从危急中抢救过来，但是当我请他赐序时，他也只是回复我，“请把你准备出版的摄影集让我看看，我才能决定是不是有值得写的内容！”

图15 林延龄摄影集《东西看》封面

我匆匆前往拜访，他开始缓慢地翻开了我带去的影集，仔细地一张张看，看时一言不发。看了半本影集时，他忽然把书合上。

我顿时心里一抽，以为没希望了！

他说“音乐嘛，我懂得不多。但你有一副有趣的眼光，一半是东方的，一半是西方的，每一半恰好是百分之五十，不多也不少！”

一针见血。

说罢，他再度把影集打开，指着一张张的作品，认真地分析起我的摄影风格。

“你瞧，这张你显然是受了西方印象派的影响。”另一张，他说：“这是禅的构思，是东方文化的熏陶啊！”看了大概十多张作品，每张他都凝视甚久，仔细地分析，最后他说“yes ,there is something to write about.”听闻此言我如释重负，能得到塔克先生的认可，是何等荣幸，我穷极一生，就是希望“艺术家”的身份得到认可，在此刻得以实现。

在细读塔克先生的序言后，我决定把影集题目改为《东西看》Eastern eye Western light。

图16 请艾伯特·塔克撰写序言

继而，我推出了第二部书法摄影集《心窗》。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心”既是我的专业，也是我观察宇宙的内心；而“窗”则象征着我独特的视角——透过心灵之窗，捕捉世间万象。更令我荣幸的是，能够邀请到二十世纪中西绘画融合的代表人物吴冠中18先生为此书题名。

图17 吴冠中为林延龄题写书名《心窗》

采访者：林教授您在艺术上的造诣和浓厚兴趣，对您作为介入医生是否有帮助？能否更详细地阐述艺术与医学之间的联系？

林延龄：这是绝对肯定的，一个摄影家的眼睛、领悟力和敏感性必须要快、微，而准，且要当机立断，间不容发。书法家需要的也是一样，要有巧妙的技法，灵活的手腕，深邃的思考和构图。当冠动脉血管影像一拍完之后，我瞬间就能指出其中的不正常之处。

其实，一张医学图里面，正常与不正常之处，参照的底线可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细微得难以识别。要是你有一双艺术的眼睛，对于分辨体积、形状、明暗与色彩当然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除了“眼明”和“手快”之外，“脑筋清醒”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书圣王羲之19在他的书论中提到：“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同样的，做心脏介入手术，一张清晰的血管造影（眼），加上对病人的认识，改善对付病变的策略（脑），以及应有的手术技巧和功夫（手），才能成功地完成手术。我常常在“如何做个好医生”的课题里提到，一位好医生一定要“人文合一”。也就是说，关怀、心思、涵养这些“人情”学问，与纯熟技法、灵巧手艺等的“文采”功夫，都要结合得恰到好处。

一年寒冬，我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发现了一只名为“柯拉旺”的小鸟，在光秃秃的树枝间蹦来蹦去，我便用相机拍下这个情景，在冲洗照片后，颇有种八大山人20画作中的空间与韵味，更令我惊喜的是当把照片倒过来看，树干上的枝条和我每日看到的冠脉造影图像异曲同工，甚至每个枝条我都可以对应到正确的血管名称。这是我摄影与医学生涯最得意的一张照片，这就是恰到好处，是大自然的美妙与艺术与医学的“恰到好处”。

图18《冠动脉图》枝头鸟的照片与血管造影图对比

采访者：最后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医生的角色？

林延龄：AI在医疗领域的进步确实让人惊叹，不管是科研、还是诊疗，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AI可以帮我们更快地做诊断，更快地完成文书病历，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想对年轻医生们说，千万不能因为有了AI就变成“机器医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医生现在越来越像机器了，从原来的“脸向病人”变成了“脸背病人”。

其实不管是什么时代，医生的核心功能和责任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给患者准确的诊断、最佳的治疗和准确的预测。区别在于，以前我们只能靠病史、查体、检查和个人经验，现在有了AI和大数据的帮助。

我经常跟学生们说，AI帮你们从文书工作中解脱出来，省下的时间应该用在哪里呢？应该用在AI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上——去握握家属颤抖的手，去多问一句病人的感受，去真正关心患者。

你想想，患者对我们医生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关心他们的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希望医生能触摸他们的伤痛，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一张影像或一份报告。

所以我的建议是，年轻医生要学会平衡患者、医生和AI之间的关系。要做“用机器的医生”，而不能让机器来替代医生。利用AI的快速、客观、冷静优势来提升医学的可靠性，同时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关怀。

人工智能加上人文关怀，这就是下一代医生的责任。

图19 林延龄在浙大二院对年轻医生开展讲座

结语

跨越，从来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翻山越岭，更是一种精神状态。

林延龄教授用生命诠释了跨越的真正内涵：在尊重差异中寻找共识，在彼此理解中创造新的可能。正如林延龄用介入手术开通修复血管，他的一生，何尝不是在修复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裂痕呢？

在我家乡，会把医生尊称为“先生”。这个称谓，承载着我们对知识、医术、品格的尊崇。在林教授身上，我看到了“先生”应该的样子：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俯身倾听的姿态；不是冰冷的专业，而是温暖的人性关怀。

林先生，您好！

专家简介

林延龄

林延龄(Lim Yean Leng),1948年生于新加坡，澳大利亚公民，心脏病学专家、医学教育家暨艺坛人物。他在澳洲、新加坡、美国、欧洲和亚太区担任医学、内科与心脏科各学会及学院院士。澳洲莫纳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临床教授；墨尔本大学资深研究教授；中国厦门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并为中国各重点大学客座教授。

林延龄历任新加坡全国心脏中心主任、新加坡国家医疗研究会主席；澳大利亚博士山医院心脏科主任、墨尔本大学西区心血管治疗中心创所教授暨主任、墨尔本爱普华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他也曾担任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董事会主席；墨尔本神学院（中文部）董事会主席；墨尔本华人教会联会圣乐促进会主席暨指挥。

曾获颁澳大利亚国家勋章（民事组）、莫纳什大学第一个杰出校友奖章，在中国与澳亚地区获教学与终身成就奖。除发表百余篇科学研究论文外，他也曾著作医学书籍和出版摄影集《东西看》、书法摄影集《心窗》。多次获得艺术奖项，并主办过画展以及摄影个展。

新加坡YMCA 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02年，是一个以志愿者为基础的基督教组织。
小儿麻痹症由脊髓灰质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主要攻击人体神经系统，上世纪40-5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肆虐。
公教公学创办于1935年4月，本名叫“公教华英中学”，主张以中英并重为办校宗旨，1979年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为特选中学。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现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始建于1938年，创办人为林学大等一批热心美术人士及美术教育工作者。
林学大（1893—1963）祖籍福建厦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人及首任校长，他提出“南洋风”概念，主张融合东南亚地理与文化特色，推动本土艺术与中华文化交融。
中央医院全名“新加坡中央医院”，创建于182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急症三级医院。
葛拉斯戈 Glasgow, Eric Ferguson (1931 - 2001) 解剖学家，是澳大利亚、美国和香港等多家大学的解剖学教授。
麻省总医院始建于1811年，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医院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下属的教学医院，常年位于美国研究型医院榜单第一。
颐和园始建于1750年乾隆时期，皇家园林，1998年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冠心病介入沙龙（CISC） 2004年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介入心脏病学组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主办。
陈传荣我国心脏介入治疗先驱之一，1985年在国内率先开展经皮球囊二尖瓣成形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在NEJM杂志上刊发研究的中国学者。
威廉·欧斯乐（1849-1919） William Osler加拿大临床医学家，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他开创了病床边教学的观念，建立了实习学生制度，并提出了“先有仁爱，再重技艺才是认识论上的医学之道”。
林纳克（1460-1524）全名：托马斯·林纳克(ThomasLinacre) 英国文艺复兴领军人物，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院（RCP）首任院长。
哈维（1578-1657）全名：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英国生理学家和医生，他建立了血液循环的理论，奠定了近代生理科学发展的基础。
席德亨（1624-1689）全名：托马斯·西登汉姆(Thomas Sydenham）英国内科医生，医学家，强调临床才是医学的基础，回归病床，细心观察，以丰富的经验作出诊断，被后人称为“英国的希波克拉底”。
孙思邈唐代医学家、道士，编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医医德规范和大医精诚的制定人，被后人尊为“药王”。
艾伯特·塔克（1914-1999）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现代主义艺术家，二战后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致力于通过不妥协的现代主义方法重振和重新神话澳大利亚景观。
吴冠中（1919-2010）中国现代绘画大师，融汇中西艺术，推动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被誉为“国画现代化的拓荒者。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被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开创行书新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
八大山人（1626-1705）原名朱耷，明末清初杰出画家，国破后遁入空门，以书画抒写家国之痛，开创水墨写意新境，被尊为“清初四僧”之首，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