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下旬，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罗荣桓拒绝了去南俄疗养的要求，转而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正值四平攻坚战前夕，罗荣桓返回哈尔滨以后，便迫不及待的投入到工作中，根据东北局以及东总的要求，罗荣桓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等领导工作。

罗荣桓主抓部队政治教育工作，使得部队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仅如此，罗荣桓还主持了二线部队的建设，到了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时，第一批组建的二线部队大多数都已经充实到了一线。

不过，当时罗荣桓还遇到了一个颇为挠头的问题。

一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部队纪律的问题成为一个重中之重。

根据罗荣桓回忆：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当时，从前线伤退下来的士兵很多，基本上占满了后方医院，然而这群伤兵中，出现了不少败坏军纪、伤风败俗的事情，不少伤兵自恃功劳颇大，因此产生了享受的思想，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许多伤病员住在医院里养伤，因医院里生活单调，心里上难以接受，因此故意惹是生非，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这些闹事的伤病员中，不仅包括部分从国民党军过来的“解放战士”，还有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兵也是如此。比如吃饭故意不给钱、看戏不买票，打骂医生护士等等。

据说是某纵队几名伤员在野战医院养伤，他们听说了城里戏园子里唱戏，就约着一起去城里看戏，但是因为没有买票，被人拦在门口。

几个伤病员自恃有功，竟然对戏园子工作人员大打出手，情绪激动之余，竟然掏出枪来：

“我们负伤为谁？看场戏还要钱？”

1948年2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三查三整”的指示，东北军区政治部主持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做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党整军运动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

会议开了一个月，在结束时，罗荣桓做了《关于建军问题的报告》。

罗荣桓一上来就说：

“去年，我们的成绩很大……”

大家划拉一下热烈鼓掌。

“你们先别鼓掌。”

罗荣桓摆了摆手接着说：

“我还要批评你们！”

大家都怔了，静静地听罗荣桓讲下去：

“你们的会，开了一个多月。大家汇报工作尽是评功摆好，光讲成绩功劳，不讲缺点错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比方说，有些部队搞本位主义，争缴获，争俘虏，战场纪律不好；有些部队居功骄傲；有的伤员在后方医院不守纪律，打骂医护人员，不守城市秩序；有的部队缴获物资不上交，打了埋伏，缺乏全局观念。这些不好的风气，会上没有人指出，没有人批评，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必须刹住。你们回去以后，为了适应战斗环境，要多到师、团、营、连去落实工作，不要光坐在纵队部开会。即便要开，也要开短会。要自上而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带头作检查，不要只摆功劳不讲缺点错误，否则会把部队的作风带坏！”

在场的所有人均默不作声，当时部队纪律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

二

为了解决伤病员闹事的问题，罗荣桓特意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

在当时，大部分人对解决伤病员闹事问题，均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有的人认为，闹事的一般都是轻伤员，重伤员想闹事也闹不了，主张医院加大治疗力度，推动轻伤员尽快恢复到一线去，还有人主张对闹事的伤员从严从重的处分，还有人认为应当加强医院管理，派出岗哨禁止伤病员外出。

罗荣桓静静地听完在场所有人的意见后，却有不同的主张：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

如何调动伤病员的积极性？罗荣桓开创性的提出了一个办法：

“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罗荣桓从根源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赢得了所有人赞同，会上就成立了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由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超过90%上的东北已经完全解放，国民党军只能困守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大城市，可以预见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即将进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整顿军事纪律无疑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不久之后，会议筹备小组跟罗荣桓报告会议筹备的情况：

“准备在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罗荣桓听了汇报后，并没有再问会议具体细节，而是问了一句：

“你们准备把这个大会叫什么名字？”

周桓回答：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

罗荣桓考虑了一下，摇了摇头：

“不妥当，我看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对与会代表的安排，罗荣桓也是比较重视的：

“你们准备安排哪些人参会呢？”

周桓答：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啊。”

罗荣桓又摇头：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多找一些调皮捣蛋和爱闹事的人参加。”

周桓一听顿时惊了一下，还是罗荣桓解释了一遍，他们才明白。

“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进行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的。”

三

事实上也确实如罗荣桓所预料的那样，当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决定召开后，不少受邀参加的伤病员心思都活泛起来，特别是一些平素爱闹事的人，他们准备大闹会场一番，有的人甚至还准备提一大堆要求，如果不满足就就大闹一番。

代表大会召开当天，伤病员们乘火车来到哈尔滨，一下火车，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

“月台上到处贴满了欢迎他们的标语，还有锣鼓队敲锣打鼓的欢迎他们，人群也高喊着欢迎英雄，女学生们把大红花佩戴在他们胸前……”

组织上此次筹备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准备的也格外充分，与会代表住的招待所里面，有服务人员端茶送水，医生护士们也上来仔细的询问他们的伤势，并贴心的为他们换药，就连吃得也都是四菜一汤。

即便是再顽皮的士兵，见了这样的场景，也不好意思再闹。

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这些伤病员都是属于荣誉军人，不管如何受伤，他们总归是为了革命，因此对他们主要采取教育为主。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上，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钟赤兵现身说法，讲述了当年负伤的经过以及部队缺少医药的情况

当年钟赤兵在长征途中的娄山关战斗中丢了一条腿，因为医疗条件不足，又连续进行了三次截肢，一直截到了大腿根上，本来钟赤兵受了如此重的伤，组织上考虑把他留在老乡家里养伤，但是他楞是凭着这一条腿走完了长征路。

不少受邀出席大会的伤残干部，也纷纷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讲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作风。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会上还特意请人来，讲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的内容，同时还提到了该小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如何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斗争。

在场的不少人都羞愧的低下了头。

根据会议的进程，这些参会的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就组织看戏看电影，即让这群人接手教育，又同时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

一个月的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开下来，不少人都深受教育，甚至痛哭流涕的向组织承认错误，并表示痛改前非。

会议期间，罗荣桓也发表了讲话：

“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自己努力，去联系群众。我们的同志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在前方英勇杀敌，光荣地负了伤。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斗争，不要站到地主那方面去，而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给农民撑腰……

当然，后方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某些医院、兵站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人家的优点。只有一方面要求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加强和改善荣军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荣军同志本身紧密地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分配到后方工作的荣军同志们要学会一套新的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荣军同志们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思想上没有残废，来后方后再学习一下，都能很好地参加革命工作。”

罗荣桓的政治教育，对部队成长起到了作用是很大的。

辽沈战役期间，战斗围绕锦州打响，当时锦州一带盛产苹果，战前罗荣桓动员，要求不许动群众一针一线，就连一个苹果也不许吃，后来10师29团打下兴城后，途径一个苹果园，严令就是掉在地下的苹果也不许拿，全部用筐子装好了放在老乡家门口。

后来这事儿在全军传开后，成为了我军军纪严明的范例。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拿这个例子说明：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从一些细节上，不难看出罗荣桓从事政治工作的特点，他从来就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从实际出发，切实的去体会广大指战员的心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和困难，然后才批评教育。

不得不让人感慨，罗荣桓被誉为我军“政工元帅”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