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陕西省子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添了个儿子，起名叫王扶之。5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延安的一个地主家做长工，留下年幼的王扶之与祖父相依为命。

因此，王扶之从小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给地主家放牛、做长工短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他只在私塾里上过3个月的学。

但就是这样的一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文化”的人，面对人生的变故却有着大智慧。

1935年，陕北大地民不聊生，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来到了王扶之的家乡。十二岁的王扶之看到红军帮助村民扫院、挑水，与以往的旧军队截然不同，心中就产生了参军的念头。

他谎报自己已经17岁，成功加入了红26军42师的少共青年营。在注册的时候，文书张先生将他的名字改为“王扶之”，寓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

参军后，王扶之被分配到“少共营”，拿的不是枪，而是一根梭镖。但他心气很高，暗暗发誓一定要弄把真枪。机会很快就来了，在一次与东北军的战斗中，王扶之眼疾手快，用梭镖抵住了一个东北军士兵的脖子，缴了他的枪。

这就是王扶之人生中的第一支枪，也是他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

王扶之参军之后，参加了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等多场重要战斗。他凭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1936年，他被调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担任测绘员，开始接触军事测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扶之随部队转战陕、豫、冀、皖、鲁、苏、晋七省，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张店战役等多次战斗。他在测绘工作中表现出色，为我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王扶之更是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南三大战略区，参加了四平保卫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要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王扶之作为主攻团团长，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锋陷阵。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鲜血直流，但他咬着牙坚持战斗，最终带领部队攻破了天津城的城墙。

1950年，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在朝鲜战场上，他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1952 年 8 月 2 日，王扶之正在前线的一个防空洞里研究作战方案，突然，美军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了防空洞。整个防空洞塌了，王扶之被埋在了厚厚的土石下面。

外面的战士们以为师长肯定没救了，这么大的爆炸，这么厚的土石，人怎么可能还活着？

大家心情沉重地开始挖掘，想着至少要把师长的遗体找出来。几十个小时过去了，就在大家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细心的战士发现了奇迹：从废墟的缝隙里飞出了两只苍蝇。有苍蝇就说明里面还有活人的气息！

战士们顿时来了精神，拼命地挖掘。当王扶之被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不醒，浑身是血。医生检查后说，再晚一个小时就真的没救了。

1975年，王扶之接到了调令，从总参作战部部长调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这一调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都为王扶之感到委屈，认为这是一种“下放”。为什么会这样调动呢？

原来，1973年王扶之到山东检查工作时，遇到了江青的追随者浩亮、刘庆棠等人在部队嚣张跋扈。王扶之队伍里有人写信反映情况，结果信不慎被“四人帮”截获，王扶之受到牵连，被免去总参作战部部长职务，接受审查。

1975年审查结束后，他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面对职务的变动，比起他人的不忿，王扶之本人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说：“这官也不小了，我会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

1976 年，王扶之回到北京，专门去看望了老首长王尚荣。王尚荣关心地问起他在山西的情况，王扶之也是笑着回答：“官也不小了，都挺好的。”这句话说得简单，但是背后的含义却很深刻。他没有抱怨，没有委屈，有的只是一个老革命家的豁达和淡然。

在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王扶之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深入基层，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关心官兵的生活，把地方军区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原本担心他不适应的人，很快就改变了看法。

1988年，王扶之因为病伤退役，开始了长期的养老生活。

在这段退休时光中，他经常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特别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他在家里还特意设置了一个地方，放了笔墨砚台，常常沉浸于书写那些战争年代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上级的名字。

这是他纪念亲近战友的方式，也是他传承和表达对过去和怀念。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开国少将，王夫之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他的豁达、勇敢和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