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总书记！中国人撤了！”1979年3月5日的谅山废墟上，越南人民军第3师参谋阮文雄的声音在硝烟中发颤。黎笋紧攥着手中的望远镜，镜片倒映着遍地焦土的街道：“撤了又如何？他们的炮火已经把我们的脊梁骨打断了。”这段真实发生的对话，恰如其分地揭示了这场被越南刻意曲解三十余年的战争真相——所谓“预知中国出兵时间”的谎言，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钢铁洪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1978年底的河内总参谋部作战室里，泛黄的地图铺满了整面墙壁。苏联军事顾问伊万诺夫上校指着中越边境的等高线：“根据卫星监测，中国人在广西方向集结了至少二十个师。”时任越南国防部作战局长的范春长却把玩着镀金打火机：“他们没这个胆量，别忘了我们背后站着苏联。”这种战略误判直接导致越军北部防区仅有5个主力师驻守，而其中3个还是刚从柬埔寨调回的疲惫之师。当2月17日凌晨东线战场突然亮起上千道炮火闪光时，驻守老街的345师师长武元甲在电话里怒吼的“这不可能”四个字，成为了整个北部防线崩溃的前奏。

解放军炮兵部队在战争首日就创造了每分钟1200发炮弹的饱和打击记录。曾在抗法战争中见识过法军火力的越军老将黄文太，战后在回忆录里写道：“中国炮兵的覆盖密度，让奠边府战役的法军炮群都相形见绌。”更令越军措手不及的是，我军首次在热带山地作战中投入了三个装甲团。某部坦克营长李振华至今记得，当62式轻型坦克群突入高平市区时，越南守军竟用竹竿捆绑炸药包实施反坦克作战——这种二战时期的战术，在现代化装甲集群面前无异于螳臂当车。

谅山战役的炮火密度堪称现代战争教科书。55军炮兵团参谋王德胜的战场日记显示，仅3月1日上午的半小时内，我军就向法卡山方向倾泻了相当于整个淮海战役首日弹药量的炮弹。被俘的越军308师上尉阮文孝战后供述：“我们的防炮洞是按美军轰炸标准修建的，但中国炮弹的落点密集得能让老鼠都无处藏身。”这种超常规火力打击的背后，是我军对“速战速决”战略的精准执行——总后勤部的战备数据显示，开战前三个月就向边境秘密运输了相当于朝鲜战争三年总消耗量60%的弹药储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越南当局所谓的“中国破坏工业设施”，恰恰暴露了其忘恩负义的本质。东溪地区的原太原钢铁厂遗址至今矗立着半截焦黑的烟囱，基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建 1965”的字样清晰可辨。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越军总后勤部1979年4月的损失报告显示，被毁的2000多个目标中，有1872个标注着“中国援助”字样。这种近乎荒诞的历史吊诡，印证了那句老话：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

黎笋政权最拙劣的表演，莫过于编造“越军精锐未参战”的谎言。解密档案显示，驻柬埔寨的越军第2军早在2月20日就接到回防命令，但直到3月5日仍被西哈努克游击队牵制在磅同地区。反倒是解放军参战的11个军中有7个是刚从北方调来的百战之师，某部侦察连长赵卫国回忆：“我们连里参加过对印反击战的老兵就有12个，越军那些所谓的丛林战专家，在我们眼里都是新兵蛋子。”

关于越南少将黎马良“中国军队战斗力5分”的谬论，只需对比双方战损比就能不攻自破。根据总参谋部1984年解密的《对越作战伤亡统计》，我军与越军的交换比始终保持在1:3.5以上。谅山战役中，我军某团二连在代乃地区遭遇越军王牌316A师一个营，仅用两小时就完成歼灭战，自身伤亡不到三十人。这种悬殊差距，使得西方军事观察家查尔斯·贝克在《东南亚军力评估》中直言：“如果说中国军队是5分，那越军充其量只能打2分。”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曾在老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越军上尉陈文富道出了真相：“其实2月16日我们就接到预警，但没人相信中国人真会动手。”这种集体认知偏差的背后，是越南当局长期刻意营造的虚假安全感。当历史硝烟散尽，那些被炮火撕裂的谎言碎片，终究拼凑不出胜利者的勋章。或许正如法国军事史学家皮埃尔·洛蒂在《中南半岛战史》中所说：“1979年的中越战争，本质上是一个老师给叛逆学生上的最后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