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涉及公安民警危难救助行为的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无论是早些年河南项城“5·12”警察拒绝救助受伤群众事件、四川宜宾待退休民警对重伤少年见死不救事件，还是近日‬河南周口83岁老人水中摔倒民警未及时搀扶所引发的争议，无不暴露出公众对公安民警危难救助义务的困惑与疑虑‬。尽管‬人民警察遇到‬公民处于危难情形时应立即救助是法定‬义务，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法不够具体，加之警情复杂、处境危险、后果难测，使得民警履职往往陷入两难。公安民警危难救助义务究竟该如何界定？应如何履行？该义务是否有限度？若继续救助会致民警重大伤亡，是否仍应救助？

公安危难救助，是公安民警依据法定职责与身份义务，对生命财产安全正遭受严重损害或威胁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实施的救援与帮助之举，与‬普通公民的“见义勇为”不同‬。普通公民“见义勇为”是在无义务约束下，为保护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自身安危，与违法犯罪抗争或抢险救灾，属道德责任而非法定义务，受损时在特定情况下可要求受益人适当补偿。而公安危难救助是紧急行政救助行为，是民警的职责与身份义务。民警因履行该职责伤亡，不能要求受益人补偿，只能依国家规定获抚恤优待。其实质是将公民道德义务升格为民警法定义务，但目前存在立法缺失，引发诸多法律争议。

根据《人民警察法》和公安部《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公安民警在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遇到人民群众人身或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均负有依法履行救助职责的义务。《人民警察法》第十九条对这一职责作出原则性规定，而《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则进一步细化了公安民警的危难救助范围，明确要求对危及公共安全、公民人身或财产安全并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求助，公安机关应迅速响应、及时出警。规则第29条列举了具体情形，如溺水、坠楼、自杀等紧急事件，老人儿童及特殊人群走失，公民陷入孤立无援困境，以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突发险情等，公安机关均应及时开展先期处置工作。

由于警种职能差异，公安机关在危难救助方面的具体职责各有不同，主要分散在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如《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规定派出所需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处理走失、急病、临产等紧急情况，开展火灾、伤员救助和其他险情的先期处置；《公安特警队建设规范》要求特警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要求交通警察遇群众求助属《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受理范围时，做好先期处置并报告110。为强化执行力，公安部2013年出台“三项纪律”，明确公安民警面对群众危难必须挺身而出，违者将被禁闭、处分或开除，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甚至依法追究刑责。

在警务实践中，警情复杂多变，一些‬报警人刻意夸大警情，令‬“教科书式规范”存在局限甚至偏差，“成功救助”成了公安民警头上的“紧箍咒”。影响危难救助义务履行的因素多样，如‬法律规范不够细化、媒体舆论不当宣传的负面效应、公民权利意识偏差以及公安机关救助行为自身问题等，但根源在于立法对公安危难救助义务界限缺乏明确界定。危难救助是公安机关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只要公民面临现实、紧迫、重大的危险，公安民警便应及时启动救助程序。然而，法定义务不应演变为“法定英雄”的道德绑架，立法应赋予民警在极端情况下采取紧急避险的权利，并保障其在专业判断基础上灵活选择最有效的救助方式。

公安民警危难救助范畴应‬限于存在“现实、紧迫、重大危险”的情况，在有限警力下，非紧急求助及非警务警情不宜纳入，足够“危难”的求助才符合条件，民警须及时启动救助程序助公民脱险。危难救助是民警不容推卸的法定义务，体现公安机关服务宗旨，履行义务需承受职业风险，判断是否履职应以“积极朝着成功救助方向作为”为标准，见危不救者要担责。救助不得以牺牲为代价，只有‬保障自身安全才能保障救助有效，“法定义务”不等于“法定英雄”，特殊情况可紧急避险。该义务并非僵硬死板的，在羁束性与极限性间有弹性空间，符合积极作为标准即算履职，继续救助将致重大损害时可认定紧急避险。

‬为提升制度效能，完善‬现行法律等对公安危难救助的‬具体范围、适用对象、程序及免责事由等方面存的‬疏漏‬。明确危难情形范围，将“其他危难情形”界定为客观存在的现实危险与困难，防止职责无限扩张。扩大适用对象，将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纳入，以契合‬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规范救助程序，在简化手续的同时严格登记，事后及时补充，对救助全过程留存记录，并明确是否可使用警械或临时强制措施等。明确法定免责事由，如不可抗力、不属于救助范围等情形。提升民警救助能力，加强技能培训，配备先进器械。健全权益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奖励和抚恤制度，可参照“见义勇为”政策，制定专项措施，保障民警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