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叫李凤英，她的老家在山东无棣县，她生于1945年的腊月。我外祖父重男轻女，认为女孩没必要读书，她便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文盲。外祖父带着全家在1962年逃荒来到吉林省辉南县。

我父亲是一个复员军人，母亲和父亲的结合还有一段伤心的故事。

母亲学习写字是在我上大学以后，那时候我的小妺妺还在小学，她将学校里学到的字教给母亲，父亲也教她识字。母亲只会用铅笔写字，她的文字里有三分之一的错别字。为了她的错别字，父亲当年总是笑她，但她竟然坚持学下去了。

2003年父亲去世。从那时开始，母亲开始写她的回忆录。两年的时间她竟然写下了八万多字。她将她的回忆交给我，说让我日后写作时做素材。我将母亲的文字抽时间整理下来，下面的文字便是从母亲的回忆录里摘发的一个章节，我为这段文字取了一个题目：1962年的饥饿。

李凤英：1962年的饥饿

我记得那是1960年，全村的人饿得四处奔走，到处找吃的，春天大地里都是挖野菜的人。那时候每人定量一天四两粮，用十六两一斤的老秤称。这四两粮还是皮粮，人们就用这几两粮兑上糠皮度日。到了冬天，大地上冻，灾难最后来临了。

野菜再也挖不到了，生产队里仅有的一点糠也分给大家吃了。有一次每家分了二斤豆地里长的黄丝种。母亲将黄丝种子在磨上磨碎了，放在水里煮，这东西又苦又涩，我们一家吃了四天。

上级给的粮一次比一次少，每人四两的定量改成了二两。到了春节，一两也没有了。村子里每天都死人，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上面来人检查有多少人患了浮肿病，有病的给半斤糠麸丸。糠麸丸是小麦皮和枣做成的，把麦麸子和枣上锅烀熟，再攥成一个个糠团。

我奶奶在大队排号，等了一天，好不容易排到她，领了半斤糠麸丸，她拿着往家走，连饿带冻，走不回来了。她让和她一起回来的人给我父亲送信，我父亲去把我奶奶背回家。刚过十二点，奶奶就不行了。我们给奶奶穿上衣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奶奶又把那几个糠团子攥在手里，她咽气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几个糠团子。

奶奶死了，没有棺材，父亲把外面的大门摘下来，加上一个大条桌子和一块大面板，凑够了一口棺材料子。奶奶下葬了，帮忙的人连口水也没喝就都回家了。这时候村子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上庙上去报庙的人排着队。地里到处都是新坟。

村子里有两个奇特的伯伯，一个叫李玉祥，一个叫李玉和，哥两个一个娶了个瘫子做媳妇，一个娶了个傻子做媳妇。傻子经常欺负瘫子，一会儿扔块小石头，一会儿扔块小土块。村子里的人给李玉祥起了外号叫地瓜秧，地瓜秧伯伯死了，地瓜秧大娘走路要扶着墙打转才能向前走，她一个人根本活不了，就带上儿子李铁找了户人家。过门三天，新找的男人去打柴禾，摔了跟头就死了，那男人的妈妈说是被秧大娘妨的，便打骂她。一气之下，秧大娘拿把剪子穿死自己自杀了。留下李铁，那奶奶竟然给他吃干草。

就在那年，我刚满周岁的妺妺死了，奶奶紧接着也死了。发送完奶奶十几天，我父亲去看他大伯，他大伯得了水肿病，下不了地，炕上有小半盆凉水，结着冰碴，还有三五个大枣，一条撕烂的破被露出了棉花。父亲回家扛了个梯子，找了几个人把他大伯抬回家。人是接回来了，可是没有吃的给他。

夏天的时候，生产队七口人以上的人家给一头小猪崽，让大家养猪。说什么富读书穷养猪。当时小猪谁家也不要，人都没吃的，哪有猪吃的？但是不要不行。我们就去地里弄点草，将人不能吃的菜喂它。冬天没有东西了，就打开门让它到处走去自己找食吃。也不知这猪在外面吃什么，到了晚上它便自己回来。

大爷爷躺在炕上没吃的，父亲想起了小猪，我们一家将小猪叫进屋，用绳子勒死了，因为不能让猪叫出声来，那样会让大队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后院那家是用水缸将猪灌死的。四五十斤的小猪也吃不了几顿，父亲将母亲陪嫁的那对皮箱装上一个轱辘的小推车，正好一边一个，到大山集上去卖了十八元，买回四个小萝卜。每天炖点小萝卜，放点小猪肉，这样大爷爷又活了十几天。

萝卜和猪肉吃没了，大爷爷的肿还不见好。猪肉和萝卜都是父亲一个人煮给大爷爷吃的，我们一口也没吃到。萝卜和小猪肉吃没了，到了腊月三十那天早晨，大爷爷死了。大爷爷死的时候已经四十天没见过一粒粮食了。大爷爷下葬没用棺材，用他那床吃掉棉花的破被裹起来，再用高粱杆和绳子打了个帘，卷起来送到茔地下葬了。

我们送走爷爷回到家，看见我三弟和四弟闭着眼睛，坐在地上倚着墙一动不动，我母亲走到跟前把四弟抱起来，这时他才哭出声，他说：“娘，我饿呀。”我母亲抱着四弟领着三弟进了屋，边走边说：“走，我给你们弄吃的去。”母亲把四弟放在炕上，她在屋子里转了几圈，也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最后她上炕把枕头拿下来拆开，把枕头里面枕了多年的高粱壳倒出来，在盆里洗了两遍，又倒在锅里烘干。

我随大人将大爷爷送到茔地回来，满身是汗，也饿得眼睛发黑，摔跟头。我在屋里走了好几个来回，也找不到吃的东西，饿得实在受不了，走到磨盘前面，看见磨盘上有一些玉米芯，外面的皮和里面软的都用磨磨掉吃了，剩下的中间那个硬壳我拿了几块放在嘴里嚼了几下，嚼不碎，又把苞米芯吐出来。

这时母亲把高粱壳子烘干了，她把壳子放到磨上磨碎，然后放到锅里煮熟。这样的糠粥四弟几口就吃了下去，其他人却吃不下，每口到嗓子眼就往上返，那个汗泥味啊，难闻得没法说。四弟吃了三五分钟也吐了出来。

到了第二天，父亲母亲商量着，要照这样下去一个也活不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别的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父亲找到了母亲陪嫁的一对大瓷瓶，天一亮他就用小推车推到集上去卖。卖了十八块，买回来一斤地瓜干，还有二斤大白菜。母亲将地瓜干磨成面，放点白菜，这斤地瓜干六七口人吃了好几天。这时候，朝阳的地方草和菜长出来了，能挖野菜吃了。

奶奶活着的时候，也不知道供的是什么神，每天奶奶跪在地上烧香，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她在前面放了一块砖，每次磕几十个头，都是往这块砖上磕。奶奶的脑门上有很大一块茧子。我很小的时候，奶奶烧香，我站在她身边。她一边磕头一边念叨，她的声音很小，但我能听到她念叨的是什么。她说：“开山铺路马老师父，张老师父，李老师父，救苦救难田老师父。”说完就磕响头，烧一次香，每次要磕几十个响头，每天如此。

奶奶活着的时候，小院里很太平。但是奶奶去世后，屋里屋外总有动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受惯了香火。母亲说，她嫁到李家的时候奶奶就开始烧香，她怕费油，从不让母亲晚上点灯，她就在外屋跪着烧香，将母亲一个人扔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有一次，竟然有一个东西狠狠地打了母亲一耳光，这一巴掌打得很重，将母亲半边脸打肿了，母亲觉得那巴掌上全是毛。

奶奶死后，母亲晚上在西屋拉磨，磨白天铡碎的苞米芯，她抱着磨杆正走着，突然，一个巴掌打过来，打在脸上，和二十年前的那巴掌一模一样，也是毛糊糊的。父亲晚上也曾看见有个像大白羊的东西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他走近去看，却什么也没有。同一个东西，我大哥也看见过一次。一天夜间他猛然惊醒，看见房梁上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紧接着啪的一声，窗户纸给打破了，留下一个爪印。

奶奶死的时候，三弟八岁。奶奶是腊月二十四死的，春节晚上，三弟到院子里撒尿，只见一个很高很壮头戴白色孝帽身穿孝衣的大白人奔他而来，他转身往回跑，一泡尿都尿在裤子里。父亲慌忙跑出去看，哪有什么东西？他找了一圈，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们家四间房，东头一间西头两间，中间一间是进门的外屋，从外屋一进门就能看见奶奶的炕头，四弟和三弟不止一次地看见过死去的奶奶一个人在炕上坐着。那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都饿得抬不起头来，可是每天仍要陷入恐慌，闹哄这些事，我们吓得炕都不敢下。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不怕，他是一个练武之人，什么也不怕。但他告诉我们，谁也不准往外说。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了，村子里死的人越来越多，断粮的日子太长了，村子里再也支撑不住了。每天都能看见往外抬死人，先死的家里人还想法给做口棺材，没有木料就用家里的炕柜和立柜下葬，后死的连柜也没有了，就用炕席，或者高粱秆打个帘子一卷抬出门去埋掉。大多数人死于水肿，都是饿死的。

上级还是没有返销粮下来，父亲听说邻县比无棣好些，据说那边从来没断过粮。邻县有一个远房的姑姑，多年没走动了。可是没了出路，我们只好投奔而去。父亲说，那边给粮，就是要饭也比这边好要一些。

这事就定下来了，父亲卖了房子，那么大个院落只卖了四百元。父亲去镇上买了二斤地瓜干，回来让母亲磨成面，和上菜攥成菜团子，准备路上吃。我们要去的地方离宋王一百多里，估计会走上三天。全家老小做好准备，决定第二天一早动身。

半夜，母亲起来攥菜团子，父亲去奶奶住的屋子里抱柴禾，他走到门口，那个东西也刚好走到门口，它往外走，父亲往里进，屋子里没点灯，还好，外面的月亮很亮，可是仍然看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那东西有一米多高，没看见脑袋，也没看见腿，就是很粗的一个黑东西挤在门口。那东西出不来，父亲也进不去。当时，父亲运足了劲儿，想打它一掌，转念一想，反正也要走了，何必再惹它呢？这样一想，父亲错开身子，给那东西让了个道，那东西挤一下就过去了。

这时候，我们才想到，四弟和三弟多次看见坐在炕上的奶奶一定也是那东西，那东西一定在我们家里多年了，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给它上香磕头，奶奶走了，没有了香火它便闹了起来。我们天亮就要走了，我们就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了，我们就要踏上逃难的路了，我们一家人哭出声来。那东西会听见吗？它会留恋我们吗？它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要离开才频频出现呢？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已经走了十几里路了。这时候是秋天，我们走到天黑，大地里空荡荡的，父亲只找到几梱蒿草。我们用蒿子围成一圈，靠在一起睡了。感觉只睡了一会儿，父亲把我们叫起来继续赶路。走到中午，我们在路边喝了点水，每人吃了一个小菜团，然后接着走。可是我们根本就走不动了，小菜团一点也不顶饿。父亲用一个轱辘的小推车推着行李，那是我们全部的家当，车上坐着我的四弟。走累了，我们就在潮湿的路旁坐一会儿，父亲和母亲也饿得走不动了，再加上我们几个拖累，起早贪黑，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一百里的路，我们走了四天。看看就要到了，我们走过一片地瓜地，人家把地瓜起走了，地里掉下了一些地瓜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捡了一些，用土块垒成一个灶台，支上小锅吃了一些。又有了力气，我们终于在天黑时走到了姑姑家。

那个姑姑看见父母拖儿带女投奔而来，她吓坏了。姑姑说：“弟弟，你看，你们这个时候来，我们也吃完饭了，也没有什么给你们吃的。”父亲听了，对她说：“姐姐，我们带着吃的东西。”他到外面的小推车上将路上没舍得吃的小菜团子拿出来，说：“姐姐，你去烧把火，给我们热热就行。”姑姑一边烧火一边说：“今天你们吃完就找个别的地方去住吧，不是姐姐不留你们，一会儿你姐夫回来，一看你带这么多人来，他又要和我打架。”

父母知道人家不想收留我们，要赶我们走。他想不管怎样先落下脚再做打算。想到这里，他忙说：“姐姐，我们不在你家常住，明天看看有没有卖房子的，买到房子我们就搬过去。”姑姑说：“卖房子的倒是有，我出去看看。”说着她就走了。母亲对父亲说：“人家不留咱，我看咱们还是走吧。”父亲说：“这么晚了，能往哪走呢？走了这么远的路，实在走不动了。听说明天这里有个集，我到集市上去看看再说吧。”

好不容易等回了那个姑姑，她躲了出去，回来得很晚，但也只好让我们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父亲在集上买了一棵白菜和一斤地瓜面，母亲做了菜粥和姑姑家一起吃了。姑姑说：“房子说好了，我带你们去看看。”父亲说：“我先去下市场。”他到了市场，看哪个东西便宜就买下来到外面去卖，到了散集的时候，他挣了十二块钱。父亲想，要是每天都能挣到十块钱，这一家就饿不死了。

姑姑带父亲去看的房子是一幢两间房，前面有一米多宽的房檐，道西是个厢房，屋子被挡住了光，很黑。这个镇子叫郭局子，这个房子适合做买卖，长檐下面可以摆摊卖货，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很好的门市房。房子的对面往南十米是镇上的公安局，再往南是供销社，再往前是派出所，这些机关都在这房子的左右，房子要价二百六十元。父亲将房子定下来，拿了钥匙让我们先住进去。屋子靠西面的墙竟然放着一口大红棺材，进到屋子黑乎乎的。晚上立了文书，我们算是在郭局子落了脚。

父亲天天出去做买卖，母亲带着二弟和三弟去要饭，我每天出去捡柴火，烧炕。母亲每天回来得很晚，只能要到一点点东西，一家人连半饱也不够。好人家也只给个一口两口的，走多少家也要不到多少东西。父亲每天只能挣到三块两块的，根本不够用。

母亲出去就将四弟放在家里，有时候父亲赶集也将他带上，四弟的腿肿得越来越重了。搬到新家不到一个月，四弟就饿死了。要咽气的时候，他说：“娘，你抱抱我吧，我好了咱们就回家到沟里捞些杂毛回来，泡两天，洗两遍，蒸个饼子吃。”“杂毛”是水里长的一种水草，绿色的，像头发一样漂在水面上，很难吃。实在是没有吃的，才捞些来吃的。他说着就躺在母亲的怀里咽了气。离开老家一个月他就死了，那年他刚刚七岁。

父亲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炕席头，铺在地上。父亲去母亲怀里抱四弟，母亲紧紧地抱住不给他。父亲说：“你不要哭了，他不是咱们的儿子，他是来骗我们的，你快点给我，就让他快点走吧。你没听别人说过吗？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你已经抱了几个钟头了，快给我吧，让他走吧。”

父亲将四弟放在炕席头上，卷了卷，就把四弟抱走了。父亲顺大路往西走，路北有一片芦苇，他将孩子埋在芦苇边上。埋之前父亲又把炕席头打开看了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攥了攥孩子的小手，放声大哭。父亲给母亲说的是宽慰她的话，他自己绝不是那样想的。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哭，不愿意再回到那间屋里去。

很快进了腊月，父亲看见母亲每天哭，就商量着想把这房子卖掉搬去别处。父亲找人帮忙卖房子。好容易找到一个买主，只给一百五十元钱。买主说：“这是遇上我了，否则你卖卖看，看有没有人肯买？你买这房子的时候，死人的骨头刚用铁锹铲出去，都不知道人死了多少年。知道的谁肯买这房子？”父亲说：“哪个房子不死人呢？这件事我知道，我根本没在乎。”买主说：“你不在乎我在乎，花和你一样的价钱我不买，我只能给你一百五十块，多一分也不出。”父亲见他把价砍死了，只好认赔。很快达成协议，下午就写了文书。我们住了一个月，死了一口人，赔了一百一十块。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拾下东西，推上小推车上路了，没去和那位姑姑告别。

我们顺着大道往南走，要出镇子了，有条向西的大路，我们走上这条路，出了镇子。十冬腊月，寒风刺骨，加上肚里无食，冻得上牙打下牙，咯咯直响。父亲叫我，我走到他的跟前，他小声对我说：“前边就是你四弟的坟，走过那里不要告诉你娘，她知道了会哭起来不走的。”我一边走一边告诉给二弟三弟，告诉他们谁也不能告诉给母亲。远远地，我看见了四弟的小坟包，我偷偷地流下了泪水。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就要一个人留在这里了。父亲对母亲说：“你带着孩子们先走，我要去那边的芦苇方便方便。”母亲就带着我们向前走，父亲将小推车放在路边，走进了那片芦苇，我们走了很远，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我们不走了，等着他跟上来。父亲跟上来了，他擦着眼泪，说：“这天太冷了。”

迎着刺骨的寒风，踩着冰雪，拖着两条腿向前一步一步地走。我们冻得打哆嗦，父亲看我们冻得实在受不了，他把小推车放下，在路边捡些蒿草，他将那些蒿草点燃，我们围着火堆坐下。父亲从小推车上拿下一把铁锹走去芦苇塘。他去了不长时间，搬回一块冰，就在路边的小沟将锅放好，将冰放进锅里烧开水。

母亲问父亲：“咱们往哪去呀？你不是说有个干兄弟住在这吗？”父亲说：“现在谁家也不能去。”母亲说：“那时候，在天津跑船的时候，他输掉了你的金戒指，现在我们有难处就不行了？”父亲说：“现在不能和那时候比啊，你也看到了，到了大姐家，人家都赶咱们走，还能再投亲吗？”母亲坐在地上哭起来，母亲说：“难道咱们就饿死在这个没人知道的大地里吗？”

锅里的水开了，父亲用茶缸把锅里的水倒出来，对我们说：“都喝点水吧，喝点热水能暖和点。”我接过热水喝了一口，水让蒿草熏得又苦又涩，实在喝不下去。父亲生气地说：“不喝也得喝，这么冷的天，你要等死吗？”我们每人勉强喝了几口，喝完顺着往西去的大道，漫无目标地往前走。

正走着，西北方向的大地里出现处小房子，我对父亲说:“爹，你看，那边有个小房子。”母亲说：“我们去那里看看吧，看看有没有人。”父亲不愿意往那边走，因为离我大嫂家越来越近了，大嫂的后姥是个木匠，脾气不好，这个人很犟，认准一条道谁也说不了，软硬不吃，人家送他一个外号叫梧桦头，梧桦头就是一棵树分杈的地方。这样的人父亲是不愿意看见的。可是我们实在走不动了，他只好带着我们向那间房子走去。

我们在大地里跟头把式地走了二里多路，终于到了房子跟前。小房子里面没人，不知道什么人在这里住过，屋子有炕有灶，正好让我们住下。这地方竟然还会有烧柴，父亲在小房子的后面割来一大捆草铺到炕上。母亲说：“你们快到炕上来躺一会儿吧，睡着了就不饿了。”可是我们饿得实在太难受了，怎么能睡得着呢？

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父亲拎着水桶找水，他在芦苇里找到一个深坑，不知是什么人挖下的。他砸开冰，连水带冰装了一小桶。拎水回来，看见地里有几捆柴禾堆在一起，他将那些柴禾抱回来烧火，柴禾上竟然有好多叶子，这是人家种的玉米，顶上的穗拿走了，只剩下这些秆。父亲叫母亲将这些未烂的叶子摘下来，洗一洗放进锅里煮。炕烧热了，菜也煮好了。我们饿得心慌，看见煮了这么多的干菜，都高兴地爬起来。可是干菜根本煮不烂，不管怎样，我们算是得救了。

第二天，父亲仍去赶集，母亲带着弟弟去要饭，留下我看东西，在房子附近捡干菜叶子。我每天捡回菜叶就像搓烟叶一样把菜搓碎，把母亲要来的干粮放在一起煮。有时候父亲赶集挣来点钱，够买一斤玉米面就买一斤回来。每天就这样对付着度日。屋子冷，没有窗户，也没有门，父亲去集上买回两张窗户纸，用几根高粱秆把窗子糊上，再拿床褥子挂在门上，就这样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我们听到了附近的村子响起了鞭炮声，我们才知道要过年了。

别人在家里过年，我们只能在这没有人烟的荒野大地里过了。春节过后，一家人仍然在寒风里奔走。有一天，母亲带着弟弟去要饭，他们每到一个村子就分开走，走完这个村子就到村口会合。母亲进了村子还没走几家就让人家骂了出来。受不了人家的辱骂，母亲走出村子放声大哭。村口有口井，她哭着在井台上转了好几圈，她担心弟弟们找不回“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叫个什么村。她哭着等儿子们出来。

从那天开始，母亲再去要饭不敢再进人家的家门，她站在人家的大门外，让我弟弟们进去要饭。二弟从小得过癫痫，1979年母亲死后他的病更重了，总是跑出家门到处要饭，他死在要饭的路上，也许从小要饭的记忆太深刻了。

终于出了正月，天气转暖了，我们看到有一块生产队闲下来的胡萝卜地。过了一个冬天，长出地面的萝卜都被兔子吃掉了，剩在地下的，牲口和兔子都吃不到，现在天气变暖，春风吹干了大地，地下的胡萝卜就露了出来，往外一拽一根，拽出来的都是蜂窝眼。我们将能找到的都拽出来，拿回去用水洗洗，连同上面的冻菜叶一起煮着吃。这些冻干的胡萝卜我们吃了十几天。

到了农历三月份，我的双腿肿起来，没有几天，全身都肿起来。母亲看我肿成这个样子，她哭起来，她说：“天老爷呀，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走个地方就要给我留下一个吗？”她每天眼泪不干，因为她看到了，每家的死人都是先肿，然后肿死。

父亲在集上听说无棣县已经下来返销粮了，他看到了希望。第二天天没亮他就走了，他要回老家去领粮食。到了老家，他住在我姨家里，他听说同村的李连堂去了东北，并寄信来，说东北从没断过粮食，更谈不上饿死人。东北地多人少，现在正大量地收户。李连堂的信已经寄回来两个月了，父亲要了李连堂的地址，他下了决心要闯关东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去会计家取买粮的卡片，这时候，买我们家房子的人找到父亲，那人说：“你把什么房子卖给我们了？我们刚搬进去，有一天太阳刚落，我小孙子来我家，刚进院子就不是好声地哭。我们在屋子里也听到了有人打他的声音，我们跑出去，看见小孙子在地上翻滚，被打得啪啪响，可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把孩子抱起来，小孩子说，有一个大白人打他。小孙子七岁了，什么都会说，他不会撒谎。”

父亲说：“这个事你找我没有用。”买房子那人说：“我知道找你没有用，我就是想问问你，以前你们家发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父亲看了看房子，他知道，我们一家真要告别家乡了，去往东北的逃荒之路会有好去处吗？我们一家真能找到粮食吗？我们不想被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