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灾难。作为当时一国统帅的蒋介石，何以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局势，以及纷至沓来、矛盾冲突的种种信息与意见面前惊慌失措，进退维谷，时而主和，时而主战？

01

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报。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决定和战的关键点。但经历过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注：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蒋一时间也未感到特别紧张。在他看来，“七七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7月10日、11日两天，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仍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当有传言说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当即电告宋：“卢案（即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

7月16日，蒋介石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发表宣言的问题。对此宣言可能的利弊影响，蒋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其决策权在倭王（指日本天皇），“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故他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蒋介石在7月17日拟定的庐山谈话稿中声称：基于此前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7月20日，蒋介石庐山谈话公开发表，国人反响强烈。而日方却照样增兵不已，毫无妥协迹象。

7月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增援到位的日军开始了大举进攻。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在日机轰炸下行将失守，蒋不禁大呼“可悲孰甚！”并因此痛下决心，重定战斗序列，准备声明武装自卫。

02

突发奇想：借力消力，以战促和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蒋介石迅速召见各地重要将领商谈抗战事宜。他明言：“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我之弱点固多，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以此而作战，危险实大，“然而，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而得福也。”

8月7日，蒋召集国防联席会议，公开鼓动称：“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

与会者一致赞同抗战，并表示，一旦战争打响，“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

8月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全体官兵打气，要求全军“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8月9日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了个别日本军人和中国机场保安队之间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这一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件，却意外地使蒋介石注意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经历。当时，中日两军在淞沪大战，因事关列强在上海的利益，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出面干预，结果不过3个月时间，双方各撤一步，达成了停战妥协。

于是，蒋介石萌发了再度利用上海来刺激列强各国政府神经，促其直接干预的外交设想。他明确告诉国民党高层：“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就这样，对中日两国政府来说均毫无准备的上海之战意外地打响了。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然而，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蒋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此前，蒋一直在要不要与苏联签约问题上犹犹豫豫，担心英美不满中苏接近而改变对中国的同情态度。

很显然，蒋介石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甚至也不希望让苏联在中日战争中起太过重要的作用。可惜，形势发展已容不得他再存有任何幻想了。8月30日，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因为顾虑此一条约可能在英美政府面前造成负面影响，蒋还主动约见英国记者予以解释，并呼吁“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再不干涉，不仅对中国不利，而且对国际都有损害。

03

“与其坐待而亡，何如死中逃生”

1937年8月下旬，日本增援部队陆续抵沪。随着淞沪抗战渐入危局，国民党内主和的声音再度高涨起来，但蒋介石再三强调：时至今日，“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他尖锐批评“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见”。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他在检讨中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蒋介石写道，第一，如果我方与日本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 第二，“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第三，“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第四、“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像所能及也”；第五，“倭寇因志在与俄作战，但非先击败我革命军，确实掌握中国后，则不敢对俄开战，故我虽欲与倭谋妥协以待机，决不可能”；第六，总之，“倭寇一得国际动摇机会，必先向我进攻，此为无可挽回之事，亦不能用任何策略可转移者也；”第七，此次抗战实乃被逼无奈，“与其坐而待亡，何如死中逃生，保全我国格，以留待后人会继起而复兴！”

10月26日，上海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全线动摇。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

上海撤兵，南京动摇，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一时间，国民党内求和之声蜂起，蒋介石态度依旧，毫不动摇。28日，蒋召集汪精卫、孔祥熙等要人开会，强硬地宣称“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的立场。 经过反复申说，国民党高层终于决定坚持中方原则立场，绝不在日方所提条件上讨价还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