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大厂的光环逐渐褪去的当下，一群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理想工作”。

他们曾是格子间里熬夜加班的“螺丝钉”，是绩效指标下的“数据机器”，是裁员潮中惴惴不安的普通员工。

如今，他们脱下大厂工牌，转身走进大专院校的校园，成了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互联网大厂曾是一代年轻人的“梦想之地”。

高薪、福利、扁平化管理，以及“改变世界”的宏大叙事，吸引无数毕业生涌入。

然而，随着行业增速放缓，降薪、裁员、内卷成为常态。

芒果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2022年研究生毕业后，她放弃国企和高校的offer，选择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市场营销。

起初，高薪和“大厂光环”让她充满期待。

但两年后，部门裁员30%，工作内容从创意策划变成重复的数据整理，“像被困在系统上的螺丝，成就感被一点点磨光”。

2024年，年终奖腰斩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类似的焦虑普遍存在。

一位前鹅厂员工回忆，尽管月薪过万，但“每天工作到晚上8点半，回家只想躺平刷手机，连夕阳都看不到”。

更多人意识到，大厂的“高薪”本质是“用时间和健康置换金钱”。

而裁员风险、35岁危机、职场内耗让这种交易愈发不划算。

当大厂的光环褪去，编制、稳定、寒暑假成了新的关键词，公办大专院校的教师岗位，成了这批年轻人眼中的“理想岸”。

门槛低是首要吸引力。

大部分公办大专专任教师岗位仅需硕士学历，应聘时，除基础学科外，通常无需持有教师资格证，也无需学术成果，甚至不限制专业背景。

一位从房地产转行的老师直言：“考公竞争2500:1，大专教师岗只要几十人竞争，简直是‘上岸’捷径。”

稳定的编制也让人心动。

芒果入职后感慨：“学校不会随便裁员，除非犯重大错误，还得经过党委会讨论、报人社厅批准，过程麻烦到几乎不可能”。

此外，寒暑假的诱惑难以抵挡。每年100多天的假期，让曾被“7天年假”困住的人终于能“去西宁看河西走廊，去三亚晒太阳”。

然而，大专并非乌托邦。

薪资落差是第一个现实问题。

从大厂月薪2万降到学校9000元，许多人需要重新规划生活。

一位老师自嘲：“年薪腰斩，但想想一年少工作三个月，也不算亏”。

另一名前互联网从业者则靠公积金覆盖房贷，用“低欲望生活”适应新节奏。

工作方式的差异更让人措手不及。

习惯了互联网高效协作的芒果，一度被学校的“慢节奏”逼疯：“一下午开会讨论毫无意义的事，教务系统找个按钮都要十分钟”。

教学挑战也让跨行人感到棘手。

新闻专业出身的她被迫现学现卖《出版企业管理》，每天熬夜备课，“像重新读了一次研究生”。

职称晋升则是另一条“隐形赛道”。

评讲师需要课时量、论文、兼职辅导员经历，评副教授还得带学生比赛拿奖。

“教学反而是最不被重视的，比赛成绩才是硬通货”，一位老师苦笑，“内卷无处不在，只是换了个战场”。

有人在这里找到新生，也有人陷入新的困惑。

杨雨晴的经历颇具代表性。被裁员后，她带着孩子跨市入职一所大专，兼任辅导员和行政岗。

每天填表格、搞报销、写会议记录，“杂活比互联网还多”，唯一安慰是“下班后不用接工作电话”。

而对从深圳退回二线城市的小托来说，编制内的复杂人际关系让她心力交瘁：“在大厂消耗脑力，在这里消耗心力”。

即便如此，多数人仍觉得“逃离”值得。

一位老师总结：“在大厂，你是一颗随时被替换的螺丝，在学校，你至少是个‘人’。”

自由支配的时间让生活重回掌控。跳帕梅拉、旅行、备孕，这些曾被工作挤压的选项，如今成了日常。

这场转型潮的本质，是90后对“成功标准”的重新定义。

他们不再迷信“高薪=成功”，转而追求“可持续的生活”。

一位从教者说：“人生是旅行，不是赛跑。我不想做特种兵，只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政策红利也在助推这一趋势。

国家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强调实践经验，恰好与大厂人的技能契合。

随着报考人数激增，竞争正在加剧。

某二本院校的教师岗学历要求已从硕士提高到博士，民办院校的招聘会排起长队。

而人口下降导致的生源危机，也可能让民办院校首当其冲。

从大厂到大专，不是躺平，而是换一种方式“奔跑”。

有人在这里找回生活，有人继续焦虑，更多人则在适应中寻找平衡。

他们用离开告诉世界：生活不在报表的缝隙里，而在能够完整看到的夕阳中；

价值不在期权数字后，而在某个学生顿悟的眼神里。

当越来越多人拒绝在资本逻辑中自我献祭，我们或终将迎来劳动解放的晨曦。

那时，工作不必分为“高低贵贱”，而生命自有其丰饶刻度。

（小可 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