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制度自2018年纳入《刑事诉讼法》以来，对我国刑事司法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立法条文简略，操作指引不足，导致实践中问题频发，尤其“撤回权”问题争议较大。被追诉人撤回权，亦称反悔权，是指其在诉讼某阶段认可认罪认罚后，在后续阶段否认前述供述的权利。尽管2019年“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专设章节予以肯定，但关于撤回权的主体、理由、对象、阶段及法律效果等，当前尚无统一规范，致使不同地区和案件中的处理方式不一，影响司法统一与制度权威。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撤回，可能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或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未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从宽处理承诺，也无量刑协商，无论犯罪嫌疑人撤回对罪行还是罪性的认可，对后续追诉流程影响不明显，公安机关依法继续侦查即可，但“翻供”或影响强制措施适用，检察院应实质审查其人身危险性。在审查起诉但未签署具结书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撤回对罪行、罪性的认可或量刑协商中的妥协意思表示，此时具结书未签，被追诉人可无因撤回，检察机关也可对量刑协商中的让步或承诺反悔，且检方反悔不属“撤回权”范畴，认可其反悔不违反撤回权主体片面性特征。

签署具结书后、提起公诉前的撤回权行使包含对客观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性质、具结书中量刑建议的认可撤回，以及通过行为对悔罪态度的撤回。对前三种意思表示的撤回，按一般原理处理，认罪认罚情节归于消灭，具结书失效，后续以未认罪认罚为基准。但对量刑建议认可的撤回不应径行认定不再成立认罪认罚，应分情况检视。若检察院与嫌疑人重新量刑协商未达成一致，则认定不再“认罚”，法院依法判决。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可能作出法定或酌定不起诉决定，对于酌定不起诉情况下的撤回，被追诉人可能撤回对客观行为认可及悔罪态度，《指导意见》第51条对此有明确规定，直接依规处理即可。

在法院审理阶段至作出一审判决前，也可‬对客观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性质、具结书中量刑建议及悔罪态度的撤回。撤回对量刑建议的认可不会立即使认罪认罚情节消灭，需经检察机关重新协商量刑并决定是否维持原认罪认罚效力。而对其余三项的撤回，将直接导致具结书失效，认罪认罚情节消灭，并对程序适用产生实质影响。在简易程序中，若撤回的是对犯罪事实的认可，应转为普通程序；如撤回的是对犯罪性质或悔罪态度的认可，仍可适用简易程序。而在速裁程序中，撤回任何一项内容均不再符合“认罪认罚”条件，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26条转为普通或简易程序，其中撤回犯罪事实的认可只可转为普通程序。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的撤回，其中以“上诉”为形式的撤回权占比近九成。认罪认罚上诉案件应区分“定罪上诉”与“量刑上诉”。对于“定罪上诉”，不应简单认定其撤回“认罪”，需实质考察“认罪”标准，仅当上诉理由涉及对客观行为或行为犯罪性质认可的撤回时，才导致认罪认罚情节消灭。对于“量刑上诉”，有人误读《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第39条，认为其导致认罪认罚消灭，实则不然。量刑上诉本身不构成对具结书的反悔，也不应导致认罪认罚归于消灭，检察院不应仅以此为由提出抗诉，法院应在肯定认罪认罚情节存续的前提下依法裁判，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

理论界虽普遍主张承认认罪认罚撤回权，但司法实践中撤回权“滥用”现象广泛存在，如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为留所服刑等目的上诉，虽形式合法却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有学者建议为撤回权设时间限制，但这可能变相限制权利行使；另有学者主张制裁恶意反悔者，但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此举并不合适，且撤回权作为无因性权利，本身无“善意”“恶意”之分。研究发现，多数被告人未因“零成本”而滥用撤回权，反悔多因辩护供给不足、释法说理不充分及值班律师制度缺位。因此，消解撤回权滥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包括形式与实质自愿性，相关具体命题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