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12日，我是真的干不动了。”董其武对北京军区联络员小声说道，他咳嗽几声，扶着桌角站稳。那天北风还冷，窗外刚冒芽的槐枝被吹得直响。

那份递到总参的请辞报告只有三页，却花了他半个月才写完：筋骨旧伤、气喘连年、看文件连眼睛都嫌不够厚。更重要的是，他担心自己拖慢新一代指挥员的节奏，“让我退到二线吧”，报告里这样写。

军区很快向中央军委呈报，材料层层传递。毛泽东看到“董其武”三个字时，先放下铅笔，又拿起那张纸看了两遍，然后在批示栏写下二十五个字：“将董其武接到北京休息，把小汽车也调来，一切待遇不变，由北京军区管起来。”

批示语气平和，却分量极重。知道内幕的人不多，他们想起十七年前的秋天：1949年9月19日，包头省行礼堂里，董其武第一个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没有那个签字，绥远的和平进程很可能会被极端分子搅黄。

当时的他是国民党中将，一身戎装还带着硝烟。可就在一个月后，他坐进了中南海会客厅。毛泽东端着搪瓷缸和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能少流一点血好。”董其武点头，心里像压了一块热石头——融化旧观念，也烧出新勇气。

1951年，他主动向中央请求赴朝参战，不当主攻，而是带工兵部队修路架桥。山头被炮火刨开，土石掉进鸭绿江，他扯着喇叭喊：“快趴下！”嗓子喊哑了，战士没少伤，但桥一天也没耽误。归国那天，他把作战靴留在了战线，说“尘土就让它们埋着”。

1955年授衔前夕，他塞给杨成武一张手写报告，坚持降自己一级；又掏出两大包钞票，“几十万，清账。”杨成武第二天回话：“主席说过去的钱由你处置，衔还是上将。”董其武愣住，鼻子一酸，军帽差点掉在地上。

这些往事让1966年的那份请辞显得格外简单，仿佛只是一个老兵申请回营房。可在风雨欲来的年代，中央需要给功臣一个稳妥的“座位”。毛泽东的批示等于下了保票：不许人事波动触到他，也不给外界留下口实。

董其武被安置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小院，原先那辆吉普换成一台老解放牌轿车，每周两次医护组上门。有人劝他多休息，他却拿着放大镜读文件，边圈边批，“字还得写大点，老同志眼花”。北京军区派专人陪他散步，他就用山西口音给年轻参谋讲当年长城抗战的冷枪坑：“雪埋过腰，枪管得垫棉花，要不就粘皮肤。”

党证的事，他一直惦记。1980年，他再次写申请书，“我七十多岁，还想把最后一口气交给组织”。两年后批准下来，他笑着说：“我没变，只是手续终于赶上我。”那天他把党徽别在旧呢子大衣上，对孙子说：“钉牢点，别掉了。”

1989年春，病榻前的董其武对来访的军区干部说道：“毛主席那条批示，我这一辈子不敢忘。”说完轻轻抬手敬了个军礼。军礼停在半空，像定格的照片——坚硬，又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