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5 个，新增普惠性托位 66 万个；到 2030 年，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家庭托育成本有效降低，基本满足群众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政策解读会上表示：“当前托育服务已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制约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民生问题。新政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供给破解‘托育难’，让普惠托育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近年我国出生人口有所下降，但 3 岁以下婴幼儿人口基数仍较庞大。同时，双职工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却面临 “家庭送托难” 与 “机构收托不足” 的矛盾。相关调查显示，超三成 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全国实际入托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供需矛盾突出。

有专家分析：“低入托率背后是三重矛盾 —— 高端机构价格虚高、普惠机构数量不足、家庭托育人力成本攀升。新政通过构建多元化服务体系，有望从供给端打破这一僵局。”

供需失衡下的千亿市场潜力

托育市场潜力巨大，据测算，随着政策推动和需求释放，未来几年有望成长为千亿级别市场。

从市场格局看，民办托育机构占据主导地位，但收费偏高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数据显示，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不含餐费）处于较高区间，一线城市更是远超平均水平。高昂费用使得不少家庭只能依赖老人照护或母亲放弃工作，加剧了育儿压力。

北京某连锁托育机构创始人李女士坦言：“民办机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场地租金占比 30%，人力成本超 40%，定价低于 5000 元很难盈利。但普惠托育价格红线通常在 2000 元左右，需要政府在场地、补贴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支持。”

与之相对的是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尽管各地加大投入，但普惠性机构数量和托位数仍远不能满足需求，部分城市普惠托班出现 “一位难求” 的现象。

多元服务体系打开发展空间

《意见》提出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 “1+N” 托育服务体系，为不同家庭提供便捷、实惠、优质的普惠服务，带来多重机遇。

对幼儿园而言，新政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为面临招生困境的行业带来新契机。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 至 2024 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 29.17 万所降至 25.33 万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从 4818 万人减至 3583.99 万人。开设托班可盘活闲置资源，增加生源和收入。例如山东今年 1 月发布相关措施，鼓励幼儿园在满足 3-6 岁幼儿需求基础上，广泛开设 2-3 岁托班。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孙永泗表示，山东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已超 94%，支持其开托班能发挥资源优势，减轻家庭负担。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徐凡认为：“鼓励幼儿园开托班能有效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尤其对二胎家庭，规范的托育服务可缓解照料压力，为生育决策提供支持。” 但也有专家提醒，2-3 岁婴幼儿照护与 3-6 岁学前教育有本质差异，不能简单套用现有教学模式，需针对性调整。

社区嵌入式托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意见》提出利用街道、社区现有设施，提供免费或低收费场地建设托育设施，解决服务可达性问题。公建民办模式能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服务质量。如银川在中央财政支持下，依托社区配套设施开办嵌入式托育机构，提供免费场地和租金补贴，预计新建社区托育园 55 家。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科科长马晓东介绍：“我们要求社区托育机构与周边医疗机构建立绿色通道，每季度开展儿童健康评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早教团队，确保服务质量。”

用人单位办托也获政策鼓励。《意见》明确，用人单位开展职工子女普惠托育的支出可从职工福利费列支，工会经费也可补充。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要发挥带头作用。以哈尔滨为例，哈电企业管理公司托育中心不仅服务本企业职工子女，还接收部分社会婴幼儿。

哈电集团工会副主席周先生表示：“自 2022 年开办托育中心以来，职工出勤率提升 12%，女性员工返岗率提高 23%。虽每年投入约 80 万元，但综合效益远超成本，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政策落地遭遇三重梗阻

然而新政实施面临不少挑战。资金方面，尽管《意见》提出多渠道筹资，但地方财政压力大，部分地区市县配套资金到位率不足 60%，经济薄弱地区甚至出现 “先申请后搁置” 的情况。

师资队伍建设是另一难题。托育行业专业人才短缺，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托育服务专业委员会调研显示，全国托育从业人员中，具备育婴师资格证的不足 30%，持有婴幼儿发展指导师等专项证书的仅 17%。某职业院校学前教育系主任赵老师指出：“托育专业在职业院校开设不足 5 年，年培养规模仅 3 万人，远低于 20 万市场需求缺口，建议将托育师资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体系。”

此外，监管机制有待完善。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律师提醒：“新政鼓励家庭托育点发展，但现有法规对其界定、规模限制、安全标准等不明确，易出现监管真空，需加快地方立法填补空白。”

资本竞逐托育新赛道

托育新政吸引各路资本和企业入局，市场竞争渐趋激烈。大型教育集团凭借品牌和资源优势布局托育，部分连锁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托班，计划全国拓展。

某上市教育集团托育事业部总经理透露：“已与 12 个城市签订普惠托育合作协议，采用‘教育集团 + 地方国企’模式，政府负责场地和部分补贴，我们输出标准化管理，预计 3 年内新增托位 1.5 万个。”

新兴托育企业则以创新模式突围，如推出 “互联网 + 托育”，通过线上平台提供实时监控、育儿知识分享等服务；或打造蒙台梭利、感统训练等特色课程，满足个性化需求。

房地产企业也跨界涉足，将托育服务作为楼盘配套。某头部房企康养事业部负责人表示：“新开发楼盘配套托育中心，作为‘适儿化社区’核心卖点，虽增加 5%-8% 建设成本，但能显著提升房屋去化率，实现双赢。”

在这场千亿市场争夺战中，无论是传统教育企业、新兴机构还是跨界房企，都在探索发展路径。但最终能立足的，必然是那些真正满足家长需求、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

托育新政为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诸多挑战。未来，谁能率先解决资金、师资、监管等问题，更好满足家庭对普惠、优质托育服务的需求，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家庭 “带娃难” 问题。

本文来源：综合自网络

监制：张倩

编辑：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