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赈，就是国家层面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

具体到我们利用专项资金开展以工代赈的项目，比如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就会广泛用到以工代赈，在城市的政府重点投资工程中也可以推行以工代赈。

现在已经发展到强调把以工代赈作为稳就业、稳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按照7月8日发改委公布的信息，已经新增下达1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开展以工代赈加力扩围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行动。

目前已经开始支持26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1975个项目，预计发放劳务报酬45.9亿元，助力31万名重点群体稳就业促增收。

或许会有朋友想起20世纪20-30年代（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的以工代赈，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早在春秋时期就用到的方法，唐宋时期更是达到顶峰！

以工代赈的事例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中，当年齐景公（春秋时期齐国君主，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的时候“饥，晏子请为民发粟，公不许，当为路寝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悦乎游，民足乎食”。

晏子（即晏婴，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以“以工代赈”的形式在为君王修筑好游乐场地的同时，饥民从中得到了救助的粮食，这是文献记载中工赈的最早实例。

而且“以工代赈”的思路理清、具体方法等等在先秦时期管仲的思想中也有提及，比如“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后来就形成更加可具操作的工赈办法。

在我国古代，“以工代赈”其实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在灾荒赈济或公共事务中具有节省政府财政支出，防止凶年流民、盗贼产生等诸多社会效应，所以历代封建王朝也多采用这种办法。

以唐代为例，李频担任武功令时，“有六门堰廞废百五十年，方岁饥，频发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灌田，谷以大稔。懿宗嘉之，赐绯衣银鱼，擢侍御史”。

也就是说，在唐代的水利工程方面，“以工代赈”的现象就已经比较多了，尤其是中唐之后，水利工程修筑的普遍化趋势，更让“以工代赈”越来越普遍。

进入北宋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以工代赈“的明确记载开始在文献中大量出现，这实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

如所周知，北宋时期最严重的就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这三个难题一直贯穿于北宋王朝的始终，成为北宋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特性，所以北宋给我们的印象更多表现为怯懦、惧战；尚文、排武等等。

如果加上向周边少数民族势力议和，比如“以岁币求和平”，而“岁币”就成为了北宋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再加上大量官吏机构的设置，以及养兵政策等内容，对于政府财政而言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由于，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公元989年10月-公元1052年6月），是北宋最早提出“以工代赈”思路和具体方案的人。

范仲淹把这个思路结合北宋的实际国情具体表述为：荒歉之岁，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一月而罢，用米万五千石耳。

在范仲淹看来，如果能够将“以工代赈”作为一项国策长期执行，国库虽然要支出万余石粮食作为招工赈灾的手段，但比有灾时单纯耗费数十万石米谷要有利得多，而且政治和社会都会相对稳定，这才是无法用钱粮衡量的。

因此，范仲淹在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竭力主张相关的思路和做法，比如“以有余之财以惠贫民”、比如“募民兴利…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等等。

平心而论，这样做确实可以让北宋用消极维持农业劳动力的赈济性支出，忽然可以变成积极的、主动的、可以让普通民众尤其是灾民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既可以赈恤饥民，又可以兴修水利，还可以避免流民甚至叛乱的产生。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即“惠而不费”——“以工代赈”的实际支出，是以维持基本生存为标准的，不是以生活得很好为标准，所以实际产生的财政负担并不重，报酬也不一定会是钱财，粮食及生活用品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比起被动救灾甚至放任不管而产生的巨大破坏，要便宜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