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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战争爆发后，卡特政府内部对这场战争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当时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人质还没有获救，所以副总统蒙代尔和接替辞职的万斯出任国务卿的马斯基等人，仍然把人质问题放在首位，他们在保持战争中立的前提下要求伊拉克从伊朗撤军。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则坚持认为伊朗新政权是非理性的，美国应该在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这样才能阻止霍梅尼革命向周边国家的蔓延，才不会使海湾国家靠向苏联；以国防部部长布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怀特为代表的一些官员则是标准的中立派，为了人质获救，不能支持伊拉克，为了巩固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不能支持伊朗。

在这三种意见中，卡特总统最终选择了第一个。

但是美国的这一政策选择并没有持续太久，在伊朗将伊拉克军队赶出国门并进入对方国土继续战争后，华盛顿对两伊战争的态度发生明显改变。

到“1982年6月，里根总统断定美国不能承受伊拉克败于伊朗之后果，他要把萨达姆引导成为温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领导人，于是里根总统决定美国要做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来阻止伊朗在战争中击败伊拉克”。

里根政府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在1984年对《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说：

其实华盛顿偏向伊拉克很容易理解，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几乎彻底改变了巴列维国王时期的外交路线，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从亲美到强烈反美的骤变，从而使得美国的中东“双柱”政策崩盘。这时的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虽然仍一如既往地执行亲美政策，但是美国对这些国家孱弱的军事力量和动荡的政治局势心存顾忌，认为它们难以抵制伊朗革命的挑战，更妄论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所以华盛顿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支持者，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力日趋强大的伊拉克就进入了美国决策者的视野。

尽管此时已处于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也并非美国的朋友，但是相对于霍梅尼领导的神权政体，美国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美国决策者希望以此种方式来维护自己在中东特别是波斯湾地区的利益。美国在两伊战争中倾向于伊拉克还有其他因素。

战争的严峻形势，使得伊拉克不得不日益依赖来自海湾各保守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武器和资金，伊拉克由此大大缓和了对这些国家的态度，这非常符合美国在本地区的战略利益，因为这些国家皆为美国的友邦或盟友。

自从戴维营协议签署后，美国重要的中东伙伴埃及就被阿拉伯各国排斥在外，埃及对伊拉克的战争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和阿拉伯各国特别是伊拉克，对它的抵制态度，推动它更快地回到阿拉伯大家庭，从而可以更好地为美国的中东战略服务。

两伊战争也为美国进一步干涉中东尤其是海湾内部事务提供了契机，战争爆发后的次月，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向卡特总统提出了如下意见：

对此观点卡特总统给予认同。

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对伊拉克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尽管有国会的反对，尽管伊拉克的相关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里根政府依然在1982年2月把伊拉克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删除，这就为伊拉克向美国购买军民“双重用途”的装备和技术打开了方便之门。

此后美国向伊拉克提供了具备“双重使用目的”的直升机、重型卡车、装甲救护车和通信装备等。1982年里根总统还命令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建议和硬件等以支持它同伊朗作战；《纽约时报》2002年8月18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当时虽然明知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将使用化学武器，却依然通过一个机密项目为伊拉克提供重要作战援助。

报道称尽管里根政府高层官员当时公开谴责伊拉克作战时使用芥子气、沙林和其他毒气，但是美国军方官员表示，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高层官员，从未放弃对这一高度机密项目的支持。此外美国有60多名国防、情报官员向伊拉克提供有关伊朗军事部署、作战和空袭的详细计划，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向伊拉克出售可以用作制造、生产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材料。

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资料显示，里根政府曾授权向萨达姆提供大量的军民两用物资，包括有毒的化学品和致命的生物毒素，该委员会主席唐·里格尔说：“我们的行政机关批准向伊拉克出口771种不同的双重用途技术，我认为这是个灾难性记录。”

战争期间美国一些空军军官还曾被秘密派往伊拉克协同作战。

为了更好地了解伊拉克的情况，加强双方合作事宜，1983年里根总统派遣中东事务特使、曾在美国福特政府及后来的乔治·布什政府中出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亲赴伊拉克，并且在12月20日拜见了萨达姆，拉姆斯菲尔德告知伊拉克总统，美国正准备恢复两国全面的外交关系，这让萨达姆非常兴奋。

1983年10月，里根政府还开始秘密允许约旦、沙特、科威特和埃及把美国武器转交给伊拉克，这实际上违反了美国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在这样的氛围中，里根政府中的一些官员甚至认为萨达姆是像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一样的可靠之人，他有能力把伊拉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家。因此，支持萨达姆对抗伊朗“疯狂的毛拉”是美国的必然选择，哪怕是伊拉克用化学武器来对付伊朗军队也得到美国的容忍。

伊朗在两伊战争中饱受伊拉克化学武器的伤害。

据伊朗媒体报道，在这方面美国可以说是萨达姆的帮凶：

其实早在1983年夏，伊朗就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对伊拉克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被证明属实，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袒护下，伊朗的指控始终没有转化成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惩罚。

1986年3月，美国和英国一道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谴责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决议。3月21日，美国成为安理会唯一拒绝签署谴责伊拉克使用上述武器声明的国家。在美国等国家的庇护下，伊拉克最终逃过了因使用化学武器而可能招致的严厉制裁。

美国对伊拉克的偏袒和支持，自然会深深地刺激伊朗人的民族感情，引发伊朗人对美国的强烈憎恶。在很多伊朗人看来，是美国为了遏制伊斯兰革命的发展而支持伊拉克向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霍梅尼曾直言，“美国利用萨达姆的无知和傲慢，煽动他侵略伊朗”，因此伊朗人民抵抗萨达姆政权的侵略，实际上就是抵抗美国的侵略，因为是美国在支持萨达姆政权侵略伊朗，萨达姆已成为美国霸权政策的工具。

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政坛发生了一件涉及伊朗的政治丑闻——“伊朗门事件”。简而言之，“伊朗门事件”指的是美国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并用交易所得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伊朗门事件”与中东小国黎巴嫩密切相关，在1982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后，黎巴嫩接连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爆炸袭击，例如1983年4月的美国使馆爆炸和美军贝鲁特兵营爆炸，分别有17和241名美国人丧生。

这一时期还出现数次绑架美国人的极端事件。

根据美国和以色列掌握的情况，此类绑架事件均系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真主党”所为，要想使美国人质获释，就需要“真主党”点头，而当时能够对“真主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外部势力，非霍梅尼主导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莫属。

如何才能打通伊朗这个通道使美国人质获释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以色列和一些美国官员看来很简单：向伊朗提供美制武器即可，因为深陷两伊战争深渊的伊朗，当时亟需美制导弹以对付伊拉克装甲车和空中优势，以色列因此建议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伊朗向真主党施加影响，从而帮助美国人质获救。

当时推动美国和伊朗进行接触的因素，并不仅仅限于解救人质问题。在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中，虽然美国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对于美国而言，如果能够从交战双方均可获利的话，那么它也不会拒绝和伊朗的“邪恶政权”进行接触，只要这种接触不会越过“不让伊拉克失败”这一底线，即可一其实这也符合美国外交决策的一贯传统，那就是为了最终的获利，美国不会把赌注压在唯一的人身上，而是往往采取“双轨”甚至“多轨”政策，这样的案例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比比皆是。

就革命后的伊朗而言，“疯狂毛拉”主导的新政权自然是和美国的利益极其不合拍的，但是美国决策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放弃和伊朗人接触的努力。

在卡特和里根两任总统期间，都有一些美国官员希望和伊朗新政权中的温和势力建立联系，以希冀在霍梅尼死后能够恢复两国间曾经亲密的双边关系，这正如里根总统在“伊朗门事件”曝光后所言：

另外，向伊朗出售它急需的武器还能给美国带来即时的经济收益，正是利用其中的部分收益，里根政府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了美国法律所禁止提供的援助。基于上述各因素的考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当两伊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茶之时，尽管当时美国着重支持的是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但美国还是在以色列的牵线搭桥下和伊朗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接触，美制武器也因此得以通过以色列这个中介流入伊朗。

然而好景不长，1986年11月初，黎巴嫩一家杂志披露了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曾于当年5月秘密访问伊朗并且向伊朗运送武器之事。时任伊朗议长的拉夫桑贾尼在11月4日公开证实了这一报道，伊美秘密交易武器就此败露。

美国国内对此一片哗然，国际社会也是惊愕不已。早在1984年，美国就把伊朗列为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因此强化了对伊朗已经实施了的包括武器禁售在内的制裁。

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外交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阻止外部武器流入伊朗，正如“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人物奥利弗·诺思所言：

在两伊战争中美国一再警告其他国家切勿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但是随着“伊朗门事件”的曝光，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嘴脸显露无遗。

里根政府起初对这一棘手问题采取了一概否认的态度，但是新闻媒体的穷追不舍以及证据的不断涌现最终使里根总统越发难堪，他不得不向国会领导人承认他批准出售军事装备给伊朗之事，并且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与伊朗建立温和的外交关系。

针对当时广为流传的、备受攻击的“以武器换人质”的说法，里根总统则给予了坚决否认，他之所以对“以武器换人质”如此敏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在其回忆录中表述的那样，当时美国围绕人质问题的讨论中：

由此可见，如果里根总统承认了“以武器换人质”之说，他必会招致更大的非议。

但是里根总统的解释并不能令美国人满意，重压之下，他不得不在1987年3月4日的电视讲话中坦承，他对伊朗采取的行动最终的确演变成了以武器换人质的交易。这是“一个错误”，他对整个“伊朗门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他说他并不知道售给伊朗武器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但“作为总统，我不能逃避责任”。

以伊美武器交易为核心的“伊朗门事件”引起多方的强烈反应。自1979年发生德黑兰美国人质事件以来，霍梅尼主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被大多数的美国人视为能够对美国利益造成较大伤害的非理性政权，里根政府因此在1984年把伊朗列入支持或从事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中，并且一再申明要对伊朗实施包括武器禁售在内的较为严厉的制裁，显然伊美武器交易这件事与美国公开宣称的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格格不入，从而引发美国民众的极大反感。

再者，伊美武器交易也激起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怀疑与不满。两伊战争不仅仅是伊拉克对抗伊朗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战争。

里根总统非常看重中东地区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正如他所言：“我还认为，加强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可能最终有助于我们解决中东的一些老大难问题。”

基于此等认识，在两伊战争进行之时，沙特、埃及、科威特等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均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他们在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方面还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

“伊朗门事件”败露之际，沙特、科威特正在就美国向波斯湾增强军事力量一事与华盛顿展开谈判，它们得知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最后，西方大国对伊美武器交易也颇有微词。两伊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再向世界申明自己的立场，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所言：“我们的一致政策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向伊朗提供武器。”

但是，美国一方面禁止其他国家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一方面自己却把武器出售给伊朗，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非议。

这一点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心知肚明，“伊朗门事件”的主角诺思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不可避免的，“伊朗门事件”的曝光使里根总统本人的声望大跌，他所领导的政府遭受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此景，里根政府别无选择，除了立即终止与伊朗的交易外，他还要在对伊朗政策方面推出令国人满意的且迎合阿拉伯盟友要求的强硬举措。这样，伊朗也就难免要承受来自美国的更为沉重的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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