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并在诸侯、功臣的拥戴下称帝，定都长安，定国号为汉，正式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刘邦虽称帝，但他的权势和秦始皇却有本质上的区别：秦始皇是至高无上的独裁君主，刘邦则更像是诸侯之盟主。如果刘邦在利益分配上不当，那诸侯必然群起而攻之，正如当年群起攻击项羽一样。因此，建国后的刘邦必然会建立较为完善的制度、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才巩固帝国。

西汉初立，最大的隐患在于异姓诸侯王，主要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他们是和汉王刘邦一起击败了项羽，夺取了天下。因此，他们和刘邦的关系，并非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联盟的关系。

不仅如此，所有跟随刘邦取得军功之人，都获得了相应的爵位。前202年，刘邦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一次大分配。根据李开元等学者估计，当时全国耕地的40%被分配给军功诸王和列侯，授予土地总量大约是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宅基地。

建国后不久，刘邦就对各诸侯王发动了战争，诸侯王被铲除，或者诛杀，唯有实力弱小的长沙王留了下来。铲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又分封刘氏宗子为王，为同姓诸侯。

异姓诸侯王虽然基本被铲除，但朝廷中还有许多军功列侯，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控制了大量的人口，拥有强悍的经济实力，他们甚至在朝廷内外占据重要的官职。刘邦没有实力将之全部消灭，也没有精力这么干。在刘邦晚年之时，只能选择和军功列侯再次分配利益和权力，以实现平衡。

公元前195年，刘邦发布诏书，写道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於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此诏书首先强调，大汉的江山是天下豪杰、贤大夫共同打下来的，并非刘邦的私产。大汉建立后，又按照军功多少的原则，封豪杰、贤大夫为王侯将相，就算功劳最少之人也世世代代免除租税和徭役。刘邦这是告诉大家，刘氏没有辜负天下豪杰，天下豪杰应该共同维护刘氏的盟主地位。如果“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但问题是刘邦之前已经诛杀了异姓诸侯王，军功列侯肯定不会相信刘邦的诏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邦必须要拿出一些诚意。诏书颁布后不久刘邦就召集了主要的功臣列侯，在长安未央宫召开了会盟，史称“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的具体内容已经被销毁，可能是后来的汉朝皇帝为了掩饰这一段历史而销毁的。不过，学者们还是在学者零散的史料中找到了蛛丝马迹。我们将之汇总，可以得到主要的四点内容：

（1）王侯的权力集中于皇帝 （2）非刘氏不能封王 （3）非有军功不能封侯 （4）若违反上述约定，大家一起讨伐

白马之盟，就是对军功列侯的利益进行了再次分配，并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白马之盟，军功列侯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并且可以世代传承。而军功列侯则盟誓保卫刘氏天下。

在具体的运作中，则是皇帝坐镇长安，掌握拱卫长安的军事力量。虽然皇帝总览大权，但皇帝基本不能干涉王国和军功列侯在当地的私事，皇帝的权力是遭到一定的限制的。

刘氏诸侯掌握王国，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力，强大的经济力量。刘氏诸侯的出现，其主要的作用就是牵制军功列侯，防止军功列侯反叛。

军功集团则分布在汉朝的各级单位中，例如丞相则是由军功最高之人来担任，所谓“汉常以列侯为丞相”。例如，汉初丞相是由萧何担任，因为萧何的军功排名第一。萧何去世后，不等中央安排，曹参就自己动身前往长安，要求担任丞相，因为曹参的功劳仅次于萧何。从汉初到汉朝中期，担任丞相之人依次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六舍，除了吕产特殊之外，从萧何到申屠嘉都是军功集团第一梯队元老，而陶青、周亚夫、刘舍属于军功二代。

军功列侯的利益是可以世袭的，这就导致西汉前期的官僚系统十分稳定，军功列侯垄断官场。军功列侯不仅是终身制，而且还能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子孙。;所谓：“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至长子孙”西汉的王嘉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之吏也”。意思就是官职世袭，导致一些家族直接以官职为姓氏。这些军功列侯最初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豪杰，如今都成为了新兴的贵族阶层。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古代的贵族阶层往往是不需要纳税，不需要服役的，汉代的贵族阶层就是如此。西汉建立后，刘邦就下令废除了所有军功列侯的赋税租役，那么交税服役之人就只能是平民。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西汉的无数微薄的平民，需要供养无数的高收入者。因此，即使在“文景之治”时期，西汉的平民依然是穷困潦倒，遇到一点灾害则流离失所。

为了让皇权和军功列国相安无事，西汉初期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西汉初期，陆贾见刘邦，纠正了刘邦不重视文治的缺点。随后，刘邦让陆贾负责编《新语》十二篇，《新语》就成为汉初的治国教材。《新语》之中，有四篇专门讲“无为而治”。

所谓“无为”，就是皇帝遵循规则，不再对民间事务，对贵族事务做干涉，让其自行运转。在百废待兴的汉初，无为之治有利于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也是让皇权、官僚贵族处于相互不干涉的一种状态。

当然，无为而治后来对平民来说也是弊大于利。因为中央不干涉军功列侯的行为，使得军功列侯在地方胡作非为，杀人越货，草菅人命，抢夺土地是常有的事情。西汉的吏治非常败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吏治最败坏的时期，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央不怎么干涉，任由地方官僚盘剥，只要地方官僚不造反，不威胁皇权即可。

甚至当时许多人认为，秦朝暴虐，百姓早已习惯了。现在只需要稍微对百姓好一点就不会出乱子。例如刘邦出征后，萧何就征发徭役建未央宫，规模浩大。刘邦回来后责备萧何滥用民力，“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却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意思就是趁天下未定，百姓还对秦朝的徭役、秦末的战乱习以为常，应该赶紧搞徭役。等以后百姓习惯安定了再搞徭役，那百姓就不愿意了。

虽然汉初推行“无为而治”，但百姓还只是勉强能过存活罢了。因此，晁错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秦汉之交，农夫陈胜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的口号，此后高举义旗，开始了推翻暴秦的大业。没想到，几年之后，一群布衣卿相又演变为了新的贵族，他们盘踞在社会的上层，对百姓进行着残酷的盘剥。历史就是一次次的无限循环。

《从刘邦到王莽》聚焦西汉，讲秦制在西汉的演变，历史事件讲得详细，分析透彻。内容涉及上层，也关注底层，关注不同制度下（盐铁令、算缗令等）底层民众的生活的变化。该书介于学术研究和趣味说史之间，文笔流畅，又言之有物，陈述史实的同时兼顾议题（如国家形态变化、官僚制度等），专业性和可读性都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