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知道草地是什么味道吗？”

每当有后辈问起长征，罗玉琪老人总会这样反问。

那不是青草的芬芳，而是泥土、饥饿和死亡混合的腥味。

川西北的草地，一望无际，像一块烂糟糟的巨大绿毯子，一直铺到天边。天是灰的，地是黄绿的，人走在中间，像一排随时会倒下的蚂蚁。

罗玉琪觉得自己的肚子是个无底洞，烧得慌。他十五岁，可身子骨瘦得像根抽蔫了的豆芽菜，风一吹就晃。他手里拄着一根不知什么野兽的腿骨，颜色被泥水泡得发白，拄在软烂的泥地里，噗嗤一声，能陷进去半尺深。

这根骨头拐杖，是他两天前从一具倒下的骡子骨架上掰下来的。那骡子早就被分食干净了，剩下的骨头架子散在泥水里，像是在提醒所有路过的人，这里不是活物该来的地方。

队伍里没什么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脚踩在泥水里的吧唧声。空气里有股腐烂的味儿，是烂草根和死水的味道，闻久了，让人想吐。罗玉琪的草鞋早就烂没了，光脚走在泥地里，脚底板被尖利的草根划得生疼。可这点疼算不了什么，跟肚子里的饿比起来，简直像挠痒痒。

他已经不记得上一顿正经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了。好像是刚进草地那会儿，每人分到了一小袋炒面。那金贵的炒面，他没舍得一次吃完，拿油纸包得里三层外三层，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用指甲抠一点点，放在舌尖上，等那点香味慢慢化开。可现在，那点炒面早就进了肚子，连油纸都让他嚼烂了咽了下去，可还是饿。

饿，像一把小刀子，一直在他胃里来回刮。

他旁边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战士，叫刘根，走着走着，“扑通”一下就栽倒了。脸朝下，扎进黑乎乎的泥水里，一动不动。

没有人停下来。不是不想，是不能。

带队的连长王老虎回头吼了一嗓子：“都给老子走快点！天黑前到不了那片干地，咱们都得喂狼！”

王老虎人如其名，嗓门大，脾气爆，但打仗是真猛。他一条胳膊在之前的战斗中挂了彩，用布条子吊在胸前，另一只手提着一把大刀，刀口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他的眼睛熬得通红，布满血丝，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

罗玉琪看了一眼倒下的刘根，咬了咬牙，继续往前挪。他知道，现在停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刘根的脸他看不见，但他能想象，那张平日里爱笑的脸上，此刻是什么表情。或许，什么表情都没有了。

在这片草地上，死亡是件顶平常的事。有时候是一脚踩进看不见的泥潭里，人一声不吭就没了。有时候是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再也起不来。

罗玉琪把兽骨拐杖又往深里戳了戳，借着力，把另一条腿从泥里拔出来。他不敢多想，一想，心里那股顶着他的气就要散了。他得活着走出这片鬼地方。

他为什么非要活着？

有时候，累得实在走不动了，罗玉琪的脑子里就会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个念头。然后，另一张脸就会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眼前。那是他爹罗老实的脸。

罗玉琪的家在四川阆中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沟里。他爹罗老实，人如其名，老实巴交一辈子，会点木匠活，但连个自己的铺子都没有，只能给东家干点零活，换几升米回来。罗玉琪的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饿。那种饿，是能把肠子都抽在一起的疼。

地主家的娃，穿着绸缎衣裳，手里拿着麦芽糖，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馋得直咽口水，他娘看到了，就把他拉回家，往他嘴里塞一小块红薯干，让他慢慢嚼。红薯干又干又硬，硌得牙疼，但那点甜味，让他觉得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

他恨这种穷日子，恨得牙痒痒。

改变发生在1931年。那年，村里最大的地主王扒皮要给他家祖宗修祠堂，图个气派，把村里手艺最好的罗老实给找了去。工钱给得不多，但好歹每天能从地主家带点剩饭剩菜回来。那段时间，是罗玉琪记事以来，家里吃得最饱的时候。他娘甚至把一块发了霉的腊肉煮了，让他和姐姐解了馋。

祠堂的房梁又高又大，都是上好的楠木。罗老实带着几个帮工，在上面爬上爬下，像只灵活的猴子。罗玉琪有时候会跑去看，他爹总会冲他笑笑，露出一口黄牙，眼里满是希望。他对罗玉琪说：“等祠堂修好了，王老爷一高兴，说不定就把那二亩薄地租给咱家种了。到时候，咱就有自己的粮食了，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罗玉琪信了。他天天盼着祠堂修好。

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罗玉琪正帮着娘在院里收柴火，就听到祠堂那边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是好多人惊慌的叫喊声。

他娘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两人疯了一样往祠堂跑。

还没到跟前，就看见祠堂门口围满了人。他挤进去，看见一根刚吊上去的房梁断了，砸了下来。他爹罗老实，就压在房梁底下，半个身子都成了肉泥，血流了一地，把黄土地都染成了暗红色。

地主王扒皮黑着个脸，叉着腰站在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真是个废物！连根梁都上不好，还弄坏了老子的上等木料！”

他看都没看地上的罗老实一眼，好像死的不是个人，是条狗。

罗玉琪的娘当场就晕死过去。罗玉琪没哭，他死死地盯着王扒皮，那眼神，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小狼崽子。他想冲上去，咬死这个天杀的。可他被人拉住了。

家里的顶梁柱，就这么塌了。

王扒皮最后“发善心”，赔了三袋谷子，就把这事给了了。一条人命，就值三袋谷子。

安葬了爹，娘带着他和姐姐，日子更难了。姐姐为了给家里换点吃的，被卖给镇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财主当小妾。走的那天，姐姐抱着他哭，说：“玉琪，你要争气，别像姐一样。”

罗玉琪没说话，只是把拳头攥得咯咯响。从那天起，他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要逃出去，他要报仇，他要让王扒皮那样的人，全都不得好死。他恨透了这种穷日子，恨透了这种人命不如狗的世道。

这股恨，就像一团火，在他心里烧了两年。

1933年，这团火终于等来了风。

红军来了。

队伍开进阆中的那天，罗玉琪站在路边，看见那些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完全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有个战士的水壶掉了，还跟老乡赔不是。

然后，他听到了那句让他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

他看见王扒皮被五花大绑地押在台子上，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狗腿子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跪在旁边。台下一个红军干部，拿着个铁皮喇叭，大声地数落着王扒皮的罪状。台下的乡亲们，一开始还不敢作声，后来，不知是谁第一个喊了出来，接着，所有人的怒火都被点燃了。

罗玉琪也在人群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着。喊他爹是怎么死的，喊他姐姐是怎么被卖掉的。他喊得嗓子都哑了，眼泪鼻涕流了一脸。那不是伤心的泪，是痛快的泪。

没过几天，红军成立了“新剧团”，要招人。罗玉琪觉得，这就是他的机会。他要去当红军，他要亲手改变这个世道。

他跑回家，跟娘说了自己的想法。

他娘正坐在灶台边，就着昏暗的油灯缝补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裳。听到儿子的话，她的手猛地一哆嗦，针尖扎进了指头里。她把指头含在嘴里，半晌才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他：“儿啊，你爹没了，你姐也没了。你要是再走了，就剩下娘一个人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娘，”罗玉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我不是去送死。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跟着他们，才有活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像爹一样，被人欺负死。我要出去，我要给我和姐姐报仇！”

他娘看着他，看着这个才十三岁的儿子，眼神里满是和他爹当年一样的倔强。她知道，她拦不住。这山沟，这穷日子，困不住这头小狼崽子。

她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她就把罗玉琪叫了起来，递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个烤红薯，还有你爹留下来的那件旧棉袄。路上……冷了就穿上。”

罗玉琪接过布包，沉甸甸的。他不敢看娘的眼睛，怕自己会哭出来。他磕了个头，转身就跑出了那个他生活了十三年的家。他没有回头。

在新剧团的日子，是罗玉琪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

虽然也是天天吃不饱，但大家伙儿有说有笑。他年纪小，个子也小，大家都叫他“红小鬼”。他先是学敲锣打鼓，跟着队伍走街串巷地宣传。后来，剧团的政委看他机灵，眼睛里有股劲儿，就让他上台演戏。

他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个受地主欺压的穷孩子。当他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喊出“这世道不公，咱们要反抗”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爹，自己的姐姐。他不是在演戏，他演的就是他自己。

台下的老百姓看得直抹眼泪。也就是在一次次的演出和宣传里，罗玉琪慢慢明白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些词，以前他听不懂，现在他觉得，这就是让他爹那样的人能活得像个人的道理，是让天底下的穷人都能吃饱饭、挺直腰杆子的道理。

他把剧团当成了自己的家。可好景不长，1934年，川陕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阀刘湘调集重兵，对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仗打得越来越凶，剧团的演出也停了。很多剧团的同志，都拿起了枪，上了前线。罗玉琪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了他的老领导，剧团的张政委。

“政委，我要去打仗！”他挺着小胸脯，说得斩钉截铁。

张政委正看着地图，闻言抬起头，笑了笑：“你个小不点，枪还没你高呢，打什么仗？好好在剧团待着，宣传也是革命工作。”

“我能行！”罗玉琪急了，“我年纪小，目标小，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政委，让我去当侦察员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张政委看着他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沉默了。他知道，这孩子心里有火。这火，不让它烧一烧，是憋不住的。

“好，”他最终点了点头，“但我有言在先，侦察工作，比提枪上阵还危险，九死一生。你要是怕了，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不怕！”罗玉琪的回答，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就这样，罗玉琪成了侦察连的一名小侦察员。他确实像自己说的那样，利用“红小鬼”的身份作掩护，穿着破烂衣裳，脸上抹着锅底灰，装成逃难的孤儿，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敌人的防区。

他胆子大，心又细。有一次，为了弄清敌人一个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他在离敌人哨卡不到一百米的一片乱坟岗里趴了一天一夜。蚊子咬得他满身是包，他一动不动。饿了，就啃一口怀里揣着的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地上的雨水。

终于，他趁着敌人换岗的空隙，摸清了敌人炮兵阵地的火炮数量和位置，画了一张歪歪扭扭的地图，成功带了回来。

就凭着这份情报，红军的炮兵端掉了敌人的阵地，为一次关键的战斗铺平了道路。罗玉琪因此立了功，受到了嘉奖。连长王老虎当着全连的面，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真是个天生的侦察兵！”

罗玉琪很骄傲。他觉得，自己离那个“让穷人挺直腰杆子”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然而，胜利是短暂的。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紧，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小。最终，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罗玉琪背着他那个破旧的行囊，里面装着他娘给的旧棉袄和立功时发的一双新布鞋，跟着大部队，踏上了漫漫征途。

翻雪山的时候，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看见身边有的战士，坐下来歇口气，就再也没能站起来，成了一座冰雕。他想起了他娘给他的旧棉袄，好几次都想拿出来穿上，但又舍不得。这是娘留给他最后的念想。他咬着牙，把棉袄在怀里抱得更紧了些，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硬是翻过了那座白茫茫的雪山。

现在，他们又走进了这片更加可怕的草地。

雪山是冷的，看得见的敌人。而这草地，是软的，看不见的陷阱。它一点一点地消耗着你的体力，你的意志，直到把你彻底吞没。

“都打起精神来！”连长王老虎的吼声把罗玉琪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队伍停在了一片稍微干爽点的地方。王老虎指着不远处一些绿油油的野草，对大家说：“指导员去看过了，这种草，以前咱们吃过，没毒！都去弄点，煮了吃，填填肚子！”

战士们的眼睛里，瞬间冒出了光。那是饿了太久的人，看到食物时才会有的光。大家一窝蜂地冲过去，像抢宝贝一样，把那些野草连根拔起，抱在怀里。

罗玉琪也抢了一大把。他把草上的泥土在衣服上蹭了蹭，就迫不及待地塞了一根到嘴里。一股苦涩的味道立刻充满了口腔，难以下咽。但他还是用力地嚼着，咽了下去。

很快，几口行军锅被架了起来，锅里煮着黑乎乎的泥水和绿色的野草。水开了，大家就用自己的搪瓷碗，一人盛了一点。

罗玉琪也盛了半碗，连草带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滚烫的草汤流进胃里，那种被火烧的感觉，总算是缓解了一点。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浑身都有了点力气。

他靠在一块草疙瘩上，看着身边一张张被饥饿折磨得脱了形的脸，在喝下这碗野菜汤后，都露出了一丝满足。他觉得，只要大家能在一起，再大的困难也能扛过去。

然而，这丝满足感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罗玉琪的肚子突然“咕噜”一声，接着，一阵剧烈的绞痛猛地袭来。就像有人拿着一把烧红的钳子，在他肚子里使劲地搅。

“哎哟！”他忍不住叫出了声。

他一抬头，发现周围的景象让他亡魂皆冒。刚刚还靠在一起休息的战士们，此刻一个个都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呻吟。连长王老虎，那个铁打的汉子，也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正靠着他的大刀，大口地喘着粗气。

“草……草有毒……”一个战士虚弱地喊道。

所有人的心，都沉到了谷底。是啊，草地里能吃的野菜，早就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他们吃的这种，和能吃的那种长得极像，但却是有剧毒的。

恐慌，比腹痛蔓延得更快。

罗玉琪疼得浑身蜷成了一只虾米，冷汗浸透了他单薄的军装。他感觉自己的肠子都要断了。他想起了他爹死时的样子，想起了姐姐被卖掉时的哭声，想起了娘在油灯下缝补的身影。难道，自己也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

不！他不能死！

他答应过姐姐，要争气。他答应过自己，要活着走出这片草地，去实现那个让穷人不再受欺负的理想。

一股强烈的求生欲，从他心底涌了上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腹中的剧痛让他一次次跌倒，但他又一次次地爬起来。他想拉肚子，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他知道，这可能是身体在自救，要把毒物排出去。

他不能死在这里，更不能在同志们面前……他最后的尊严，让他必须找个没人的地方。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扶着那根白森森的兽骨拐杖，一步一挪，离开了人群。他看到连长王老虎朝他这边看了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剧痛让他张不开嘴。

罗玉琪朝着旁边一片比人还高的草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去。每走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他终于走到了草丛深处，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腹中的翻江倒海终于平息了一些后，他感到了一阵虚脱。他躺在微湿的草地上，大口地喘着气，感觉自己像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到风吹过草丛的“沙沙”声。

他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力气恢复了一点点。他得赶紧回去，队伍随时都可能出发。他不能掉队，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他摸索着，找到了那根救了他半条命的兽骨拐杖。他用拐杖撑着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虚弱的身体支撑起来。

当他扶着兽骨拐杖返回到地方时，却直接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