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孩子是一项公共责任，那么富人就应该率先多生孩子。毕竟他们占据着更多社会资源，享受着更多社会尊重。要是生孩子并非公共责任，那普通人选择生或者不生，都是自由且正当的，不应承受任何来自外部意志的道德负担。

我们接着探讨生育责任与社会公平。首先得弄清楚，生育行为究竟是纯粹私人的选择，还是一项公共责任。

从个体自由层面来讲，生或者不生，绝对是纯粹私人的选择。所以，年轻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也无可厚非。但从宏观层面看，生育行为又有着显著的公共属性，它可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机制。

你今天生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是维持未来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而且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承担着儿童社会化的功能，影响着下一代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庞大的养老体系要正常运转，也得后继有人。

好，咱们先假设生育是一项公共责任。既是公共责任，就意味着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义务，至少在道德层面是这样。可问题来了，在资源占有不均衡的市场中，要求所有人承担等额义务，显然不公平。

我月薪5000，你月薪5万，你纳的税肯定比我高；我住30平的房子，你住300平的房子，你交的物业费必然比我多。所以，富人享受着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资源，在社会稳定和人口红利中获得了更大经济收益。他们的家庭能为子女提供更稳定、更丰富的成长环境，因此，他们理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要是生育是公共责任，富人就该多生孩子。

这个推理看似顺理成章，无比丝滑，但结论符合正义原则吗？别忘了，富人也是人，同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收入越高，纳税越高，这说得通，可要说收入越高就得越多生孩子，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呢？难道是我们关注的论题错了？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约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假设一群人在一起商定未来的社会制度，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任何身份信息，未来他们可能是富豪，可能是乞丐，可能是天才，可能是智障，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等等。

总之，决策者对自己未来的状态一无所知。那么在这道“无知之幕”的遮蔽下，他们该依据怎样的原则来制定社会制度，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公平对待呢？

由此，罗尔斯推导出了逻辑清晰的正义三原则：

第一，平等自由原则，自由绝对优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交易；

第二，机会公平原则，不管出身寒门还是豪门，都必须享有同等机会；

第三，差异原则，目的在于补偿弱者，且只有在此前提下才允许不平等存在。

好，灵魂拷问来了。如果你站在“无知之幕”背后，你希望社会如何对待生育责任？注意，这时你既不是霸道总裁，也不是三和大神，未来也不确定。我想答案只有一个，你会希望一个正义的社会，不要强迫弱势群体承担最大的负担，而是让受益更多的人担当更多责任。

如果生孩子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那么其责任就应该依据个人的资源能力、收益程度进行分配。社会应当优先保障弱势群体的生育权利和选择自由，而非强制他们履行生育义务。同时，资源越丰富、受益越大的群体，理应在社会再生产中挑大梁。

结果令人崩溃，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富人还是得多生孩子。可问题是，别人生再多，也改变不了你生不起的窘境。到底哪个环节出毛病了呢？

请注意，公平、正义，都不是抽象的道德命令，而是建构制度与分配资源的一种伦理规范。所以，当我们讨论生育责任时，不能只停留在是否应该生、谁应该生这些层面，而必须深入到谁来承担生育代价这个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中。富人阶层确实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承担养育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多生孩子，生育行为终究是一种私人选择，而不是强制义务。

另外，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纯粹是不愿结婚生子，他们只是不敢。上期视频我们分析过当代年轻人的婚育困境，这是个社会问题，并非个体问题。作为享有更多社会资源和制度红利的富人，有责任挑大梁，毕竟唇亡齿寒。

富人可以通过税收、捐赠或者其他方式，为整个社会的育儿体系做出贡献。同时，从制度层面出发，在房价、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创造有利的生育条件。但唯独不能强制富人必须多生孩子，因为今天能强制某些人生，明天就能强制某些人不准生。

最后我们聊点生物学知识。所有生物都有两个最基础的本能：求存和繁衍。没有哪个物种，诞生就是为了死亡，活着就是为了绝种。繁衍是一个生物群体长期存在的第一要素，但对于其中的个体而言，求存优先于繁衍。在资源匮乏或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生物个体会延迟繁殖或者完全停止繁殖，以集中精力保证自身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