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张培生，这个名字也是源自网络流传，我们无法确知这位宿管大爷的具体信息。他从哪里来、家里有哪些人、有怎样的人生故事，我们只能通过他爱猫的细节，来猜测他是个有爱心的大叔。谷雨实验室做了一篇《在夏日，纪念一位普通的宿舍管理员》，写到了他的点滴，“有同学记得大爷和她一起找过遗失的毕设论文，也有人记得大爷在毕业时帮自己搬行李，还有人去看演唱会错过宵禁，不得已敲醒大爷的窗户，张培生关切的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他倒在这个夏天，生命停留在58岁，因为高温。悲伤的是，“他去世前一天，学校开始在宿舍区安装空调，青岛大学计划今年在宿舍区全面安装空调，已完成采购7217台。”

青岛大学无疑应该为此事担责，我心生怨怼，但又难以愤恨。近万台空调的采购、安装，不是一个小数字，校园管理者同样需要在有限的资金中精打细算。我也无法因管理者办公室里装着空调，便觉得他们毫无人性，利己只不过是基本的人性，我无法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人，那不现实，更不可行。反而可能催生出一帮天天喊着高大上的口号，转身干着龌龊事的两面派，那才可悲。

我也不敢贸然用阶层视角来审视个案。阶层天然存在，有先天因素，有后天环境，有个体差异，有结构性问题，我无法因一个悲剧而投身斗争论或冲突论。仿佛砸碎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便能全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种乌托邦的幻想，最终往往带来更大的悲剧。有朋友痛斥贫富分化，宿管大叔张培生这样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在上海人均800的餐厅晚餐竟要预约排队等二十多天才能等到。她感叹“贫富差距如此大的社会，不再共情弱势群体的社会”。

我想换个角度，我不太想用以上这种文学叙事来分析。上海的高端餐厅与底层的贫困生活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更要警惕这种思维方式下的削富济贫。无论大城市“看不见的顶层”如何纸醉金迷，只要是合法所得，都该保护甚至鼓励。消费是经济动力，遥远的哭声和遥远的欢笑始终存在，贫富差距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才有经济流动性。但贫富差距又不能太大，贫者无立锥之地，不仅危险，更无人性。

贫富差距索性交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看得见的手”需要做的是，保障每个人在看不见的手面前，足够公正。并且需要提供基本的兜底机制，我看过一个数据，我国每年因为中暑，尤其是热射病去世的人大约有300人，死于高温导致相关的并发症死亡大约4000人，如果把高温与死亡相关联，这个数字可能达到数万人。而中暑所荼毒的，往往是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他们常常是底层人员。尽管有高温补助，可高温高湿环境难以避免，每一例在工作环境下的中暑死亡，都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应该怎样提供更好的劳动保障措施，这是每个掌握相关权力的人，都需要反思和解决的事。

再说回青岛大学，无论宿管大叔张培生是不是外包员工，他是否真的被欠薪？他的工作环境到底是否是由逼仄的储藏室改造而成？这些追问具体而有价值，如果一个外包公司欠薪，这样的乙方有什么资格被采用，如果值班室由储藏室改建，这样不通风的环境是否不够人道？追问更加细节的问题，不要陷入情绪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才是还宿管大叔最基本的正义，哪怕已经迟到。

我们依然应该纪念他，那个爱猫的、热心的、和善的宿管员永远离开了我们。生命的逝去永远值得悲伤，任何一场非正常死亡都该反思。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弱势群体的共情，而是对每个人的基本尊重。铭记点什么，改变点什么，他叫张培生。